评论：戏曲地域文化研究离不开传播学视角

　　戏曲地域文化研究离不开传播学、接受美学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戏曲地域文化研究最显著也是最值得肯定的特点，是学者开始关注现实地域文化生态对当下戏曲发展的影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各地学者怀着传承戏曲艺术的强烈使命感，采用文献爬梳和田野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中研究剧种声腔赖以发生繁盛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从戏曲现实生存状况中发现问题，思考如何在当下社会创建适合其生存发展的地域文化生态。

　　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一是各地纷纷依托高校等科研机构成立地域文化与地方戏曲艺术研究基地；二是以地域文化与戏曲研究为主题的会议纷纷召开，有些学术会议还专设“戏曲保护与区域文化发展”议题；三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的有关地域文化与戏曲发展的课题逐年增多，在此类课题的统筹研究下，有关论著呈系统性出现。

　　传播学研究稍显薄弱

　　了解历史地域文化构成，改善当下文化生态环境，传承古老戏曲艺术，使命与责任使得戏曲研究中地域文化传统的意识日渐清晰地凸显出来。但是，戏曲地域文化研究从理念到方法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必讳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发生学研究成果较多，传播学研究稍显薄弱。地域文化在戏曲的发生及其特征形成方面的决定性或制约性作用成为研究套路和热点。目前，各类戏曲史著凡涉及南戏的产生、杂剧的分期、南北曲的异同与流变等均带有地域文化的意识，而涉及声腔剧种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地域文化问题则相对成为研究弱项，其中，剧种传播扩散过程中不同区域接受与整合的微妙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地域文化因素则成为亟待填补的空白。由迁都、战乱、灾荒等因素造成的人口迁移、艺人流动必然会带来不同地域戏曲艺术的交融和渗透，不同区域戏曲文化冲突、碰撞与融合的进程也是戏曲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弄清戏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驱动力因子，理应是戏曲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2.批评上虽已初步具备地域视角，但理论上存在套搬西方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文化地理学”的概念与理论从西方引入，我国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随之展开，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在这种氛围中成为热点。“文化传播与扩散”(包括扩展扩散、迁移扩散、传染扩散)、“文化区的建立和演变” 等成为经典概念而被研究者纷纷借鉴，相关理论也被引入戏曲研究。运用新的视角和理论研究传统戏曲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声腔剧种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种规律早在戏曲初成的宋元时期，先辈们就已经开始试图总结了，如元人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中就曾明确指出南戏的产生与南方方言关系密切，明代王骥德也在《曲律》中说昆山腔在不同地域“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对戏曲地域文化的研究应遵循中国戏曲发展自身的规律，生搬硬套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正是削足以适履，势必会造成对中国戏曲地域文化理解的撕裂和扭曲，由此生硬牵出的结论，对认识戏曲发展的历史规律、创建有利，但对认识戏曲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不会有实际的帮助。

　　3.由于各省(市)文化建设的相对独立性，许多研究以行政区域为划分单位展开，这就造成了研究视野上的闭塞和结论的不尽客观。这种局面更多应归因于当前文化体制和政策上的某些不合理，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策略提出后，更多是以各省(市)为单位落实展开，但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并不同一，同一省份分属不同文化区或同一文化区包括多个省份的情况处处存在，因此在自然地域文化视野下进行客观、全面的戏曲研究，已迫在眉睫。

　　4.有些问题虽已涉及，但还不够系统深入。地域文化既有其稳定性又绝非千百年来一成不变，不同时期同一地域文化的变迁对剧种声腔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与戏曲史的其他问题相结合

　　上文提及的诸问题不予以解决，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戏曲研究将难有大的突破。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思路。戏曲地域文学本身就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正如著名戏曲评论家郭汉城所指出的：“戏剧人类学、戏曲生态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经济学、戏曲观众学、戏曲心理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等等，广阔的天地有待我们去开拓探索。”其中提到的戏曲观众学和戏曲心理学正是以往研究中没有深入系统展开的。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赵山林著)一书虽可谓填补空白，但对其中的地域文化问题仍关注不够而语焉不详。因此将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视角纳入戏曲地域文化研究中已是十分必要且紧迫。

　　2.明确研究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戏曲地域文化研究既可以是研究目的，也可以作为研究方法去解决戏曲史上的其他问题，因此地域文化视角下的戏曲研究不能始终独立进行，而必须同戏曲史上其他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仅举一例，关于南戏产生的时间，有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宋光宗朝(1190—1194)三个时间段，学者各持己见悬而未决，刘晓明的《杂剧形成史》则从戏曲地域文化传播的角度入手，将南戏产生的时间定在宋室南渡之际：“据史料记载，建炎四年一月，宋高宗自海路避难温州。在此驻扎期间，大量走散的皇宫旧部从四面八方纷纷云集温州……一些教坊伶人有可能即在此时追随至温州。”不管结论是否为学界公认，这种研究方法却值得推广，戏曲地域文化研究只有同戏曲史上的其他问题结合进行，才能有更广阔的出路。

　　3.建立符合中国戏曲地域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适合整个戏曲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并非只是地域文化研究一个方面。借用徐振贵《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一文的观点，符合中国戏曲地域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或者说关键词，应该是古代戏剧批评的总结和升华，并与今人的革新和创造相结合，而不是西方的、欧化的或者苏化的话语的生吞活剥、照搬照用”。

　　在成就的梳理和问题的总结中，展望未来研究，可以期见，发生学与传播学相结合、静态稳定性与动态变迁性相结合、历时纵向与同期横向相结合、打破僵硬的行政区域界线、采取多视角交叉综合的方式在全面视域中建立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将是今后地域文化与戏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课题“河南戏曲文化传播研究”(2013BWX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