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石：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乔石和中联部

　　“我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本刊特约撰稿/吴兴唐

　　1983年7月，乔石卸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我还记得，离任时，他在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

　　我从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

　　说到动情处，乔石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他性格稳重，比较内向，处事低调，平时言语不多，因而被外界认为有一层神秘感，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激情。

　　当时，中联部的部、局、处领导大都是“革命前辈”，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有的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很高知名度。而我和我同龄的这一代多是“三门干部”，即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我们对“革命前辈”都很尊重，但接触并不多。

　　同时，除职务差别外，还有行政级别差距。当时，行政7、8、9级为部级，10~13级为中层干部。乔石1963年进中联部之初，当属“中层干部”。我是1960年进中联部的，是最低一级，为24级，沿用延安时的称呼，叫“干事”。

　　尽管有这种种差距，但我有幸见证了乔石在中联部的整个历程。可以说，在中联部健在的老人中，我可能是对他的情况最熟悉的人之一了。

　　“不说话是金”

　　1963年，乔石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进修一年后，分配到中联部五处(即西亚非洲处，当时“处”相当于“局”)，担任副局级研究员，处长为吴学谦。

　　建国前，吴学谦曾担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从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中，走出了连续四任中联部部长：乔石、钱李仁、朱良、李淑铮。

　　乔石的夫人郁文也随他一起调入了中联部，在十一处(即编译处)担任处级研究人员。郁文出生于书香门第，解放前是上海左翼报纸《联合晚报》的记者。在报社工作期间，她认识了乔石，后来一起从事学运工作，解放初期结婚。

　　十一处负责编辑中联部的内刊《动向》。各部门的稿件先送到十一处，经过编辑后，报部领导签发，最后送中央。当时我在中联部一处(即苏联东欧处)德语组，经常去送稿子，因而与郁文熟悉起来。

　　郁文和我还是宁波同乡。后来，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乔石的母亲也是宁波人，两位老人也熟识了。

　　我和乔石的接触不多。当时中联部是保密单位，部长王稼祥的口头禅是一句苏联谚语：“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再加上性格使然，乔石话很少，但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

　　除此之外，乔石做卡片是中联部一绝。当时，积累资料主要靠做卡片，我也有一大柜子的卡片，一格一格的，像开中药铺。乔石的业务很强，做的卡片非常细致，除直接涉及业务的之外，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也都摘抄整理成卡片，而且字写得很好。

　　中联部老干部多，其中不少是搞地下工作出身，因此，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乔石等都被关进中联部的“南小楼”隔离审查，之后下放“五七干校”。

　　1971年1月，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中联部被打倒的干部逐步“解放”，乔石等人都被调回来了。1973年4月，中联部成立了“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乔石是负责人之一，郁文随原来的十一处并入了这个部门。

　　1978年2月，乔石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当时主持中联部工作的是常务副部长李一氓。李一氓是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老资格革命家，也是文化人，兴趣广泛，思想开放。他很器重乔石，认为他为人稳重，有理论修养。乔石对李一氓也十分尊重，并且受他的影响很大。两个人都很喜欢和擅长书法。乔石的书法有自己独到的风格，在中联部内外都很出名，这种修养，使他少了官气多了儒雅。

　　文革后，中联部打开政党工作新局面是从南斯拉夫开始的。中共同南共联盟中断关系近20年，在正式恢复两党关系前，党内需要做一系列“转弯子”工作。

　　1978年3月，李一氓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乔石是副团长。访问之后，中联部报送了《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由此完成了“转弯子”工作。这里头，乔石提出思路、起草报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82年4月，时任中联部部长姬鹏飞离任，由于副部长吴学谦调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年11月任部长)，乔石继任了中联部部长。

　　文革前，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多个，“文革”期间，由于主管中联部的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和中共保持联系的政党只剩10个。

　　80年代前期是中共政党外交的转折时期。邓小平连续多次会见外国政党领导人，胡耀邦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中央书记处前所未有地几次讨论中联部的工作。

　　1982年9月中旬，乔石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仍兼中联部部长。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年事已高，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领导中央书记处做出，报中央政治局后，再负责贯彻实施。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候补书记乔石和郝建秀是最年轻的，胡耀邦戏称他们是拼命三郎“石秀”。

　　胡耀邦很欣赏乔石，认为他有干劲、理论修养好。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讲话充满激情，一个比较寡言少语。我觉得用中国的老话说，应该叫“相辅相成”吧。

　　记得听乔石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

　　乔石劝我到研究室工作

　　1983年5月，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了将近5年后回国。我面临的工作选择有三个：一是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二是去苏联东欧研究所，三是到中联部研究室。

　　当时，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为李骥，副主任为郁文。我一回国，郁文就找我谈话，希望我到研究室工作。我有点犹豫，她看出来了，就约我到家里去谈谈。

　　她和乔石住在中联部宿舍区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我去后对她说，研究室工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艰巨，并且要坐冷板凳，也要放弃所学的外语，恐怕难以适应。

　　郁文说，现在中央要求打开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对研究室来说都是新的工作，大家都在边干边学，但她相信我一定能胜任。

　　乔石详细询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主张、群众基础和各类活动实施情况。我一一作了介绍后，他说：“你了解不少情况，还有自己见解。你在使馆这几年的工作对研究工作是有用的。中联部研究室是进行综合性研究，对你来说也可以说是新的工作，但可以触类旁通。我赞成你到研究室工作。”乔石问郁文：“研究室人员中有从使馆回来的吗？”郁文答：“还没有。”乔石指着我说：“那你现在是第一人。”

　　谈话不断被红机子保密电话所打断。乔石接了几次电话后对我说，请你再谈谈德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

　　我说，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行比较成熟的有法律规范的股份制。我谈了陪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德国考察的情况。考察结束后，宦乡得出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结论：没有西门子的西门子。意思说，西门子家族在西门子公司的股份已微乎其微，西门子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既有政府的，也有社会的。

　　据厉以宁回忆，后来乔石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一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工作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一系列重要经济立法就是在那期间确定的。

　　乔石说话语速很慢，声调不高不低，有浓重的吴侬口音。他问：“听你口音像是南方人，家乡在什么地方？”我说：“浙江镇海。”

　　“那是柔石的故乡，我是浙江定海人。过去定海也叫镇海，因为重名而改为定海。但我出生在上海。那我们是同乡了。”乔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