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林少华谈王小波：确如一个顽皮的孩子

　　书,读书,读书人,我读故我在。届时挟一本书告老还乡,晨风夕晖,蝉鸣蝶舞,啜一口清茶在葡萄架下歪在藤椅上看书——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谈谈书,谈谈书和我、我和书。

　　中国当代作家中,至少有两位叫我服气和喜欢。一位是史铁生,文笔细腻考究,文气舒缓沉静,有一双默默凝视宇宙的心眼。另一位是王小波。王小波同史铁生相反,文笔腾挪迅速,犀利机警,出言无忌,妙趣横生,确如一个敢说皇帝光屁股的顽皮的孩子。不过,我喜欢他还有一个相当私人性质的原因,那就是他和我有若干相似以至相同之处:同年来到这个世界,同年去干农活,小时候同样不愿意说话,上大学之前同样只读了七年书。这还不算,近日重看他的《我的精神家园》,发现我们两人精神家园的缘起体验也很相似。　　

　　他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中有一篇就叫《我的精神家园》。文章说他十三岁时经常从他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爸爸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德赛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因为偷书——有时是被哥哥唆使——而挨了他爸爸好几次揍,但挨揍“也不后悔”。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爸爸和爸爸的书箱。小波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有书柜,而且一定是一排排装了很多很多书的书柜。我爸爸是半山区一个“人民公社”(现已改为“镇”)的小小的基层干部,没有书柜,仅有一个书箱。小时家里有两个箱子。一个是装衣服的,颜色算是紫红吧,是母亲的嫁妆,不大,一个人就可以抱起。另一个即爸爸的书箱。这个大些,一个人抱不过来,但做工明显没那么好,黄色,油漆有些斑驳了。箱盖也没有回扣的四边,只是一块书桌面大小的平板。其实并非专用书箱,装什么都可以,只因爸爸用来装书,就成了书箱——他没有书柜、书橱、书架,有了也没地方放。家实在太小了,也太穷了。

　　书箱里装满了书,一摞摞堆起来,十几摞挤在一起。找下面的书,必须把上面的书都倒腾出来。我也从十二三岁时开始翻爸爸的书箱。里面既有《青春之歌》和《战斗的青春》,又有《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爸爸倒是不锁,但在箱盖内侧的正中间贴了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道“不要看旧书“,掀开箱盖这几个字正对着眼睛。爸爸所说的旧书,指的是古书,即使封面很新也是旧书。而我偏偏喜欢看旧书。趁爸爸下乡或去县城开会一连几天不在家时,赶紧把书箱翻个底朝上,把压在最下面的旧书找出一两本,再尽可能按原样把上面的书放回摆好。每次这样做时心里都怦怦直跳,不时瞄一眼窗外,生怕爸爸忽然从外面回来。我不知道爸爸到底是从未觉察还是觉察也佯装不知,总之一次也没被他骂过,更没像王小波那样因此挨过揍。于是,我得以一本接一本看爸爸书箱里的书。看完旧书看新书,看完新书看旧书。回想起来,书箱里充其量也就一二百本书,但在当时我的眼里,无疑是书库、书山、书海。晚上趴在书箱盖上点一盏煤油灯或白天在西山坡松树林里靠着树干看书,是我一天中最欢喜的时光。

　　说来也怪,那时候看书我就对字本身很着迷。也就是说,较之故事情节,很多时候我更对词语的节奏感和文采更有兴趣。每看一本书都要把描写风景、人的漂亮句子抄在硬壳本上,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复习一遍。即使“文革”爆发后在乡下务农期间也没完全停止。这样,早上出工时望着田野上方轻轻飘移的白色雾霭,傍晚收工路上望着远方天际璀璨的夕晖,夜里躺在炕上望着窗外银灿灿的满天星斗,脑海每每现出相应的漂亮句子。如果没有书,没有书上的漂亮句子,没有对书和字的迷恋,我恐怕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在很多人沉沦的蹉跎岁月里随之沉沦,也不会在日后不少同学下海经商或改行从政的风潮中始终以书为友——看书、教书、译书、写书。

　　看书,至今仍为一句漂亮的表达兴奋不已,那是神奇的邂逅；教书,最快意的莫过于目睹语言在教室里学生脸上激起的浪花,那是交流的快慰；译书,任凭笔锋捕捉另一种语言的律动和喘息,那是转达的喜悦；写书,眼看胸中所感所思接连注满绿色的方格,那是创作的幸福。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字,离不开书。我时常想,如果生活中没有字没有书,而只有图像、手机、汽车、烟酒和山珍海味,那会是怎样的生活呢?那会是健全的生活吗?至少对于我不是。我害怕图像掏空我的想象,手机劫掠我的修辞,汽车惊散晨雾和夕晖……一句话,怕它们侵蚀或置换我的精神家园。

　　不出几年,我也将退休,教授这个职称也好,各种兼职虚衔也好,都将随之远去。最后剩下来的,大约只有读书人这三个字。好在我最看重这三个字。书,读书,读书人,我读故我在。届时挟一本书告老还乡,晨风夕晖,蝉鸣蝶舞,啜一口清茶在葡萄架下歪在藤椅上看书——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吗?

　　□林少华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