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岗：19岁时被朱德任命为《胜利报》总编辑

　　邓拓评价说：“安岗是我们党培养的第一个新闻专家。”

　　17岁

　　一封求职信意外敲开了新闻界的大门

　　1935年的圣诞节刚过，《益世报》社会服务版主编吴秋尘接到了中学生安正元(安岗原名)的一封信，“编者先生，我要做些不要酬劳的工作。这工作便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合适于我现在的，就是在您眼中已经变成平平常常的访问工作。我要在您指导下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实习’。目的是想‘看看社会’与‘发现社会上各样人物的不同的生活、经验及见解’。我希望在您指导下能够作为我从事新闻事业的起头，为社会服务，也为了培养我成为一个新闻人才（当然，那仍须我努力）。”信中开列了想要访问的人物名单。

　　没想到吴主编把这封信和采访提纲全文刊登在12月29日《益世报》第九版上，标题是“一切青年都该想想‘寒假做点什么’”，还加了编者按。吴秋尘先生满腔热情地接待了这位17岁的青年，安排他做了“实习记者”。于是安正元邀约了几个同学进工厂、下农村、访学校，收获了“课本以外的无上的珍品——真正的社会经验。” “身心感到无限的轻快。”春假7周，在《益世报》上发表了10余篇通讯计4万字。

　　安岗说：“给天津《益世报》投稿，使我明白了新闻可以沟通读者，利用新闻能够推动经济、政治发展，这是我走上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岁

　　朱老总任命他当了总编辑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安正元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于1936年瞒着父母到达山西太原，在牺盟会工作，薄一波建议他改名为“安岗”。他在国民党主办而由共产党员实际操控的《党训日刊》上，创办《巨浪》副刊，扩大抗日宣传。后来他还当过游击队长，率领百余人与敌人对抗。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最值得他回忆的是创办《胜利报》。安岗后来回忆说——

　　“1937年冬天，朱德总司令率领一支八路军部队来到山西和顺县石拐镇。那天天气很冷，我们都很兴奋，爬上山头，去迎接朱总司令。不料我第一眼见到的却是个女战士装束的外国人。心想，这大概就是通知上说的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了。她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低着头，用笔很快在写着什么。我很兴奋，跑到她身边，用英语跟她聊了起来。

　　她惊奇地问我：‘你们有报纸吗？’

　　我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报纸，等建好根据地后，我们就要办正式的报纸。’我告诉她，只要打了胜仗，就会有战利品，就会有印刷机，有纸张。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技术工人，实在不行，我们可以请苏联的印刷工人来帮忙。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用英语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棒！’

　　不一会儿，朱总司令来了，见到我就问：‘你多大了？’我说：‘19岁。’

　　朱总司令又问：‘你是文化人？’我说：‘文化不多。’看到朱总司令很和善，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在根据地办一张正式报纸的想法。

　　朱总司令很认真地问：‘你会办报？你能办报？’

　　我回答说：‘不，我从来没有办过报，但我相信能办好。’‘那好，建好了根据地，你就办报。’朱总司令肯定地说。我受到了鼓舞，又问：‘那这个报叫什么名字好呢？’朱总司令想了想说：‘就叫《胜利报》吧。我们要告诉人民，正义战争必胜。’

　　受到了朱总司令的鼓励，我立即向特委书记陶希晋做了汇报，设法找到4台旧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朱总司令题写了报头。1938年5月1日，我就在太行山上办起了第一张抗日根据地的正式报纸——《胜利报》，我担任总编辑。”

　　一开始，出版的是8开油印小报，后来有了3台石印机，改成石印报。

　　后来，他们还组织成立了“胜利丛书出版编辑部”，自己刻印出版了《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等大部头书籍，出版了小学课本，而出报纸也没耽误。

　　安岗办报专门找有军队有枪的地方。由于敌人扫荡频繁，《胜利报》没有固定住所，经常搬家，3年多搬迁20多次。报社人员是一支新闻队伍，也是一支武装部队。报社大部分人员编为战斗组，到游击区或敌占区去，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做战地采访。一场战斗过后，人员虽然分散四处，但能很快集中起来，继续出报。安岗把《胜利报》办得风生水起，还通过小贩发行到了敌占区。

　　1941年3月，晋冀豫边区政府成立，决定《胜利报》停办，人员并入《晋冀豫日报》，上党分社更名为新华社晋鲁豫分社。安岗到了《新华日报》任副总编辑。年底，《晋冀豫日报》又并入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安岗担任社论委员，主要负责写社论，把党要向群众讲的话，变成对群众有实际作用和感染力的声音。朱德总司令说，“一份《新华日报》，等于10万军队！”

　　日本鬼子对《新华日报》华北版非常憎恨，1942年5月，对太行实施“篦梳式”大扫荡，包围了报社，突围中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46位同志牺牲，安岗死里逃生。

　　36年

　　他一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从1946年到1982年，安岗一直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他说：“我对《人民日报》有特殊的感情，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最旺盛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日报》。在这里我和同志们一起度过了艰苦的难忘的岁月，一起为解放全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战斗，留下了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回忆。”

　　《人民日报》这个报名，是由毛主席、邓小平、刘伯承共同确定的。从1946年到1949年，《人民日报》连升三级：1946年5月15日出版的是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8月1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主席为此先后题写了三次报名。《人民日报》的发展历史过程，象征着中国革命发展胜利的历史过程,也记录了安岗成长的过程。

　　安岗说：“1949年3月，我们在东焦村把最后一期《人民日报》出版后，就把编辑用品装在一辆十轮大卡车上，我和编辑部几个同志坐在大卡车上面，夜里10点左右开进了北平城。3月17日，我在北平主持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会。”“我是策划组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报道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心里很兴奋。”

　　当时邓拓是总编辑，安岗任副总编，1950年，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三人合力要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安岗说：“有好多年因为工作不同，我只找过长江聊过一次，长江那时说：‘我很想当记者不想当官。’我跟长江说：‘我是下决心干一辈子记者的！’彼此说了哈哈大笑。”后来上面要把范长江和安岗都调动工作，安岗表示坚决不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当记者，不当新闻官”是安岗的座右铭。他分工负责记者工作，提出“脚底板下出新闻”，自己身先士卒，带动记者深入第一线。他善于发现报道主题，经常白天采访，连夜赶写，有时通宵达旦，力争以最快速度见报。因此，凡是跟他外出采访的记者，莫不说“真累，但收获大。”于是陈柏生、王金凤、陈敏、高粮、陈勇进、段存章……等一大批年轻记者迅速成长起来。《人民日报》刊登的夹叙夹议的“安岗式通讯”，成为一种新的写作模式。

　　安岗说：“我上太行山，强烈感觉把自己交给了农民。农民养育了我，教育了我，给了我智慧和力量。回想起来，加入共产党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而接受农民的教育和支持却是生命不息的源泉。”因此进城后，他仍然念念不忘农民，关心农民，把农业、农村、农民置于党报经济报道的首位。

　　安岗对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持有报人特有的敏感。1979年，他突破党报原有的格局创办了《市场》报，提出“经济记者的眼睛要盯住市场”，大力为经济改革鼓与呼。

　　党中央看中安岗是办报的行家里手，1955年，命他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安岗亲自授课，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1980年参与创办北京新闻学会（后改名首都新闻学会），以新闻研究所为基地，团结全国相关研究力量，开展新闻学学术研究，有力地扭转了“新闻无学”的错误观念。

　　64岁

　　中央命他创办《经济日报》

　　1982年安岗64岁，中央命他创办《经济日报》。12月30日晚7时，在临时借用的国家经委机关食堂的大厅里，面对着围坐在昏暗灯光下的《经济日报》在京全体工作人员，安岗热情洋溢地作动员报告，他说：“再过30多个小时，我们的创刊号就将迎着新年元旦的灿烂阳光呱呱坠地，中央对这张报纸寄予很大的希望，要求我们迅速办出自己的特色，办出权威性，成为党和国家在全国经济战线上的重要舆论阵地。接着他又说：“目前，办报的物质条件还比较差，整个报社分散在全城4个地方办公，房屋狭小，拥挤不堪，但比起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下办报还是好得多。每个同志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我作为报社领导成员之一，一定和同志们团结战斗在一起，到第一线去克服困难，坚决完成党中央对我们的嘱托。”在《经济日报》创刊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安岗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经济日报》为安岗提供了叱咤风云的平台，他要充分运用这个平台，创建一个具有信息资源开发、传播、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社会主义新闻大事业。

　　每当有记者提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作新闻采访时，他都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他倾力支持年轻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的采访行动，产生国际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的创举。”

　　一位编辑错发了一条市场信息，安岗闻讯后立即提出“迅速登更正，向读者道歉，还要考虑给那些受到损失的人以合理的经济赔偿”。

　　安岗认为，夜班是报纸出成品的最后最关键也是最辛苦的一道工序，作为总编辑，必须盯住夜班，以利于指挥和协调报纸采编出版的全局。当时夜班编辑部设在南城回民中学后院，那是搭建在一排平房顶上的几间活动房屋，要攀登一座高约5米用角钢和铁条焊接成的梯子才能上去。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天，梯子上结满了冰凌，稍有不慎就要滑倒。可是65岁高龄的安岗除了出差和生病，每天必到。同志们劝阻他，他却说：“报纸天天出，夜班我就得天天到。”

　　《人民日报》著名摄影记者高粮说起一件事：1983年，我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去采访，发现有部分人员利用职权，在供水、供电、收粮、收油料、收甜菜和公路通行上卡农民的脖子，农民们把那些人和事称作“老虎”，气愤得几乎是谈虎色变。我写了一篇题目叫《河套农民怕大虎》的内参，发在“情况汇编”上。因切中时弊，中央领导阅后非常重视。这一下惹恼了那些为非作歹、欺压剥削农民的老虎和老虎衙门，我揭露的人都是“党员骨干”、历届“模范”，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什么我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吃了人家的“百鸡宴”，是“上当”，为“坏人说话”。他们甚至强行拉人签名按手印，上百人书。在此情况下，报社的个别领导顶不住了，甚至劝我写更正，道歉。刚到《经济日报》任总编辑的安岗听说后，却挺身而出把内参要去，指派一名副总编辑调查核实，公开发表在《经济日报》一版上，并连续发了18篇社论、评论、消息和通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反霸抓虎的高潮。获得了万里同志的支持。

　　安岗认为电子信息化、信息市场化是报纸事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经济日报》率先采用我国第一套报纸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告别了铅与火。

　　1986年安岗奉命离开《经济日报》。接任的总编辑范敬宜说：“他给《经济日报》留下了一部搬不走的内容丰富的新闻学‘教科书’。”

　　文/陈崇山（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陈日浓（原《今日中国》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