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海南月塘遭日军屠杀 血水染红村中水塘(图)

　　1945年5月2日，农历三月廿一。万宁万城镇月塘村的村民们遭遇灭顶之灾。几十名日军对这个村子进行大肆屠杀，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也无法幸免于难。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让这个600人的村子，仅在那一个上午，便失去了190个鲜活的生命。

　　1994年开始，村里就有人陆续走访幸存者，记录了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血和泪的记录》，并于每年农历三月廿一自发纪念被杀害先人。

　　暖热的风，穿街走巷，掀起高挂于月塘村村口的那条红色横幅。横幅上，用大字书写着“隆重纪念三·廿一惨案69周年”。

　　这个位于万宁市万城镇的普通村庄，承载着一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历史。

　　直到现在，这个村子的人们依然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缘由让当初村民们遭受日军如此残忍的屠杀。唯一清楚的，只是那日流尽的血和泪，以及根植于这个村庄血脉的惨痛记忆。

　　那一天血水染红村中水塘

　　79岁的朱进春，人称“八刀”。他的背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刀痕。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个称谓似是充满了江湖之气。殊不知这“八刀”的背后，却背负着怎样的沉痛记忆。

　　时光倒回到69年前那个5月的早晨，10岁的朱进春还只是个无忧无虑的孩童。因为一个闯入家中的日本兵，朱进春的美好童年便彻底告终。

　　“那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和我弟弟朱进二以及堂弟朱亚印在我家的新房里玩耍。”朱进春清楚地记得，大概早上7时多，一个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还来不及看清这个日本兵的面容，朱进春的两个弟弟便被日本兵刺中，4岁多的朱亚印当场被刺死。

　　“我当时都吓蒙了，哪里还知道哭喊。”愣在一旁的朱进春眼见着日本兵将刺刀转向了自己，便拼了命地往大厅跑。

　　朱进春利用厅中的八仙桌与追来的日本兵周旋，“还好我躲得快，他刺了我八刀都没有刺中要害。”被刺伤的朱进春朝着自家的祖屋跑去，被日本兵开枪击中，子弹从背后穿过前胸，昏倒在了祖屋厨房的门口。

　　“直到那天下午，我才被大雨淋醒了。”醒来的朱进春发现，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早已倒在了血泊中。4岁的弟弟朱进二肠子流了出来，尚有气息。“我弟弟疼得受不了，叫唤了一个晚上，到深夜便死了。”

　　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朱进春便和家人从此阴阳两隔，成了孤儿。

　　和朱进春一样在那天成为孤儿的，还有朱光清。

　　瘦小的朱光清，踏着一条荒草丛生的小土路，来到两间已经废弃的瓦房前。

　　“我妈就是在这里被日本兵杀死的。”站在过去作为家里厨房之用的瓦房边，69年前那撕心裂肺的痛，又揪扯着这位79岁老人的心，让他不由皱起眉来。

　　“那天上午，我到村里找我的姐姐，回到家不久，就有两个日本兵进了我家。”朱光清清楚地记得，日本兵进屋后，自己的母亲对着他们作礼道：“先生作礼。”但话音刚落，母亲便被日本兵的尖刀刺倒在地，“我妈倒在地上后，他转刀又刺向我，我就被刺倒在这墙边，一时昏了过去。”指着瓦房的一面墙壁，朱光清的脑海中再次重现那个可怕的场景，“后来，我妈站了起来，日本兵又去刺她，就在这时，我突然醒过来并立马转身朝山坡上跑去了。”

　　这个10岁的孩子将已经流出的肠子塞进肚子，逃到了山坡的林地里躲了起来。直到下午，他的两个姐姐找到了他。姐弟三个默默流着泪把可怜的母亲草草埋葬在了山坡上。

　　那个上午，月塘村有223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190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无法醒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被杀死。”76岁的李全治也是当年的幸存者之一，“那时候大家都只能在匆忙中用草席将死去的亲人一裹，在山坡上找个地方埋了便四处逃难去了。”

　　老人们回忆，那天下午，日军撤退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雨，天全黑了，也许是老天都在替我们哭了。”

　　死难者的鲜血，被雨水冲刷汇聚，流进村里的两口大水塘中，染红了整个水塘。

　　那场屠杀改变村民命运

　　“你看，那时候子弹就是从我的背后穿过这胸前。”撩起衣服，朱进春身上的伤疤历历在目。在他的背后，子弹打入的地方隆起了一个红色的肉瘤，腰上的刀疤依然明显。“那时候日本兵用刺刀刺穿了我的手，当时都吓傻了，竟然也不知道疼了。”李全治的右手上印着一道深深的刀疤。“我这肚子上的疤还在，那时候我的肠子都流出来了。”72岁的朱五弟当年只有3岁，却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当年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如今只剩下14位。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每每诉说起当年的惨状，老人们平静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多的波澜。但在这平静之下，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是我害了我家里人啊！要不是我跑到祖屋，日本兵就不会跟过去，我家里人也不会被杀死了！”对于当年家人的死，朱进春总是内疚万分，神情黯然。他每次如此责怪自己时，也总会有人安慰他道：“根本不是你的错，就算你不往那边跑，日本兵还是会发现你家人的。”

　　早年丧父，又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了母亲，朱光清后来由已经出嫁的姐姐抚养了两年。由于生活困难，姐姐之后又将朱光清送回了老家。这个12岁的孩子从此开始了独居生活。“那时候我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就靠着人家分点东西吃着活下来。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对于那段异常艰辛的儿时岁月，朱光清只是连连叹气摆手道。

　　那场屠杀，彻底改变了这些村民的命运。在大屠杀过后，村民们外出躲藏，村子一度成为“荒村”。直到日军投降后，村民们才逐渐回迁。

　　“日军在我们村进行大屠杀后的两三个月，他们就投降了。”当时已经被外婆接到县城的朱进春见到了列队游街的投降日军。这个刚刚养好伤的孩子捡起石仔用尽全身力气掷向游街的日本兵，发泄心中的怒火，“就是这些日本兵杀我父母！”

　　那一刻不能让后代遗忘

　　在一片槟榔园前，村民们修建的“三·廿一惨案”纪念牌静静地矗立着。朱学修、朱吴氏、朱哥妹、朱开世……在碑身侧面，鲜红的字迹铭记着当年遇难村民的名字。两个花圈依在碑前。这是在今年农历三月廿一刚刚举行的月塘村公祭日上，村民们为遇难者献上的。

　　在大屠杀发生后的每一年，月塘村的村民都会集中在农历三月廿一这一天祭祀遇害村民，称为“亡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一，也成为村民们默认的公祭日。今年，村民们更是约定，除了举行祭祀活动外，今后每年的公祭日这一天，全村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对遇害者的哀思。

　　那场大屠杀之后，生命不断在这个村庄延续，而那段沉痛的历史，也被代代相传，根植于这个村子的血脉之中。

　　“村里的老人在树下乘凉，经常跟我们讲那些故事。”41岁的村民朱海云出生于惨案后的28年，但对于那一天的惨痛，已经从老人口中听说了无数次的他却并不陌生，“现在我的孩子们也了解那段历史。”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段历史，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去世，对于那时候的事，大家说得是越来越少了。”村民朱振华担心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人会渐渐忘却那段耻辱的历史。1994年开始，朱振华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册———《血和泪的记录》。

　　为了给当年的惨案受害者讨回公道，1994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月塘村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当年日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者、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立一座死难者纪念馆。“当时我向日本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赔偿请愿书，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了信，答说他们并不知晓这个事情。”在这20年里，朱振华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回应。

　　“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备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朱振华从包里掏出打印订成册的《血和泪的记录》，“当年日军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必须要有所道歉！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特约记者 陈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