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驱刘伯刚：以教书掩护地下活动（图）

青年刘伯刚

1930年的东莞中学正门。本版图片均由刘和宇提供，陈建平翻拍。

　　今年清明节，刘和宇和往年一样带上全家儿孙十几口人，到父亲刘伯刚坟前扫墓，敬香祭拜。花前洒泪，相思人老，夕阳朝朝易下西墙。一位革命先驱者的飘零生涯，以及他带给这个家庭的离合悲欢，却难以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没。

　　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的长子，年少即离开家乡到东莞中学求学，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东莞青年团地委书记。之后被组织安排到广州参加农讲所学习班，担任过广东省农会《犁头报》编辑。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回乡开展革命斗争，临危受命担任第二任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发动组织宝安暴动。革命进入低潮时，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但因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经香港移居马来西亚、新加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将妻子和二子三女送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自己孤身一人在南洋坚守，过着星夜只灯、愁多眠少的日子。这位饱受革命烽火考验与时代风涛洗礼的人物，就是东宝地区早期革命者刘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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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少年 心忧天下

　　刘伯刚，原名刘柱安，字伯刚，1905年出生，宝安县平湖村人。其父刘托恩曾担任增城县长黄奂中属下的区长兼标统，民国三年至五年任粤督振武将军委员，任内为官清廉，颇有民声。为传承并扩大家业，在刘伯刚上完小学之后，刘托恩便于1922年将儿子送至远在百里之外，新事物新风气易于输入，交通和教学条件也更好的东莞中学(旧制四年)就读。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繁多，社会混乱不堪，百姓生活艰难，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掠夺资源，划分势力范围。东宝地区虽是鱼米之乡，自然禀赋较好，但由于军阀开放烟赌，纵兵淫掠，强征捐税，民生日益凋敝。目睹这些社会现状，刘伯刚常常独自向壁沉思叹息，英气俊逸的脸庞多了几分忧愤。

　　此时的莞中，已经有了共产党员活动的身影。1924年冬，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莫萃华入住东莞中学学生宿舍，发展党员，在东莞中学建立中共东莞县第一个党支部。他和李本立(东莞县洪梅区黎洲角人，东莞第一任团委书记和中共东莞首任县委书记)团结了刘伯刚、黄国器、李鸿举、李鹤年等一批进步学生，经常在一起阅读《向导》、《共产主义ABC》、《少年先锋》等进步书刊，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讨论时局变化，探寻革命真理。11月，莫萃华发展他们加入了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于是，在东莞中学的校园宿舍，在东莞中山公园的花径凉亭，便时常回荡着这群意气风发、心怀家国天下热血青年的慷慨陈辞，见证着他们渴望济世救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干云豪气，也刻下了他们坚定有力、向往光明美好未来的青春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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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佩倚天剑 不做一书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26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要求东莞迅速成立地方委员会。3月，刘伯刚与李本立、周棠一起被派往广州学习训练一个月，为培养干部、建立团组织作准备。作为广州农讲所的学员，刘伯刚还在广东省农会《犁头报》做过编辑。4月12日，在广东区团委李耀先的指导下，在莞城召开了由18人参加的东莞各地团代表会议，刘伯刚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推定李本立为东莞团地委书记。

　　加入李本立领导的新学生社，参与创办学生杂志宣传革命道理，到位于莞城梅墅旧址的节孝祠夜校为工农群众上课，联合工农和各界革命群众的力量公审并押解东莞第二区区长、反动贪官祁逊孙到广东省监察院处理……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刘伯刚每天早晚奔波忙碌，对党团组织交给的任务一一落实办理，成了李本立的得力助手。

　　1926年5月，东莞共产党特别支部改为东莞地方委员会，由于李本立接替已调省工作的莫萃华，担任首届中共东莞县委书记，东莞团地委书记一职由刘伯刚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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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广州起义 组织宝安暴动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革命风起云涌。

　　深圳人民素有革命的光荣传统，是广东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7月，中共宝安县支部成立。1926年3月，成立了作为县一级领导机构的中共宝安县党部，推选龙乃武为县党部负责人。宝安县7个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农会对基层事务拥有了极大的话事权。但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搜捕杀害，龙乃武出走香港，农会也自行解散。

　　在白色恐怖弥漫、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刘伯刚奉命从东莞回到宝安，一边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一边秘密动员转入地下的农会骨干起来武装斗争。1927年12月上旬，为做好配合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共宝安县委进行了调整，产生第二届委员会，年仅22岁的刘伯刚担任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五区楼村，隶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

　　此时，中共广东省委派傅大庆到楼村传达省委指示，要求宝安县委组织200人的工农革命军，限12月13日前进军深圳，会同铁路工人夺取火车，直趋广州接应起义。刘伯刚一面与郑奭南(曾任中共宝安县委第一任书记，时任东宝工农革命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商议人员组织与行动方案，一面火速赶回平湖，找到党组织力量一直较强的山厦党支部负责人严凯祥、严仲喜，向他们抽调一批革命意志坚定勇敢、能打能跑的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参加行动。

　　由于当时交通、通信落后闭塞，加上反动派的封锁，直到12月12日，宝安县委才得知广州起义已于11日提前举行的消息。刘伯刚、郑奭南、潘国华等县委领导考虑到离广州路途较远，带领的队伍人数多，恐在路上遭遇不测，经商议决定攻打反动势力较为薄弱的深圳墟和南头县城，就地发起宝安武装暴动，策应广州起义。

　　14日，由郑奭南、刘伯刚率领的宝安工农武装第一大队分四路攻入深圳墟，包围了国民党军警机关，击毙警官1人，俘虏区长兼警察局长陈杰彬，缴获枪支10多支，仅用一小时就结束战斗，撤退到乌石岩集中。潘国华率领的第二大队在攻打南头城时因敌人据守城墙深沟抵抗，强攻不克，也退至乌石岩会合。

　　第一次宝安武装暴动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但也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当时的国民党宝安县长邓杰极为震惊，亲率3倍于革命武装的县兵及反动民团围剿乌石岩，企图斩尽杀绝共产党员。因敌强我弱，工农革命军且战且退，被迫离开宝安转移至东莞梅塘东山庙屯扎，县委驻地楼村陈氏宗祠也被烧毁。

　　宝安暴动失败后，刘伯刚身份暴露，被广东省委安排到香港暂避。之后的革命生涯，他又经历了几多波涛风险，请留意下期报道。(深圳晚报通讯员 陈建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