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淳一去世 致其作品再成出版市场热点

　　下一轮该谁了？

　　4月30日，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去世，这位以《失乐园》成名于世的情爱作家，十多年前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如今，随着他的逝去，他的作品再一次成为出版市场的热点。据报道称，目前已经有数家出版机构宣称将会出版渡边淳一的作品。

　　在国内出版界，作家去世或许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出版惯例，今年以来，数位著名作家的去世，如德国著名作家马尔克斯、中国著名画家朱建新等数位名人去世之后都曾出现出版的热潮。有批评者称出版业本身已经失去了创造社会议题的能力，而只能依靠作家获奖、死亡之类的特殊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维系出版业的艰难存续。

　　出版原本应该是一个社会文化的引领者，为何如今，却只能跟风在后？究竟是什么，使得出版失去了发掘、创造和引领社会文化的功能？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说：“出版界也好，传媒也好，失去创造议题的能力，这其中既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也有知识阶层本身的缺陷，但其背后，其实是主流价值的塌陷，主流价值本是社会和知识阶层共同构建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功利主义时代在解构一切崇高和价值；另一方面，能够发现社会，创造文化精品的群体消失不见。这使得出版业原创能力日渐低下，无法真正制造出既能够让大众喜闻乐见、又具备一定的价值的作品。”

　　无奈的出版业

　　书籍最主要的受众，往往是年轻人，而当代的年轻人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市场，其结果是失去了那种对书、对知识、对美好的敬重。

　　北京晨报：名人去世引发的出版热潮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和批评，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热潮？

　　杨阳：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出版业本身的无奈。首先，从社会大环境上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进入纯粹的功利化时代，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文学、艺术等在这样的时代难有好的市场，因为真正的文学、艺术总是要表达一点儿终极关怀，总是要追求和诉说那些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而功利化的时代，恰恰是一个解构一切价值和崇高的时代。其二，书籍最主要的受众，往往是年轻人，而当代的年轻人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市场，其结果是失去了那种对书、对知识、对美好的敬重。这一代人即便是读书，他们读书的情怀可能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消费概念就很浓重。

　　北京晨报：技术问题是否也是阻碍好的出版潮流、出版话题出现的原因呢？

　　杨阳：互联网、电子出版确实在冲击着传统出版的市场。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对于版权保护的不理想。这一点不论是传统出版还是电子出版都存在。比如说各大网站，对那些外国作品，随意地刊载供人阅读，国内的作家情况也一样，自身的著作权难以获得好的保障，盗版横行，作家本身也就难有心思创作好的作品了。

　　究竟是社会现象影响出版，还是出版引领社会热点？曾经，一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整个社会的讨论和追捧，而现在，非得要作家获奖或者死去，他的作品才会成为市场的焦点。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改变？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认为，“还是构建一个社会主流价值的机制缺乏，那些能够创作好的作品的作家，能够发现作家和作品的编辑以及能够推介好书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时代，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创造力萎缩的时代

　　当前文化创造力的萎缩很严重，比如说一个作家，假如他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深刻体验，假如他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时代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他怎么能创造出好作品来呢？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是什么让出版业往往只能追随在社会热点之后？

　　杨阳：一部能够影响社会大众的作品，怎么样才能出现？这需要创作者、发现者以及评价机制的共同作用。也就是说，要有能够创作好作品的作家，还要有能够发现它的编辑、出版人，还要有一个评论体系、或者说知识共同体的认可和推介，它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才能有它应该有的影响力。但是在今天，首先，很难有那种既能够让大众喜闻乐见，又有一定的深度、价值的好作品，学术作品除外，学术作品本身从来也不会是畅销书。

　　北京晨报：缺少一种能够引领社会关注点的机制？

　　杨阳：是的。首先说创作，现在出版物非常多，但实际上很难跳出来一些能够引起大多数人共鸣的精品。所谓精品，或者它能够感动人，或者它的形式很好，或者它很实用等，但这样的书籍较少。当前文化创造力的萎缩很严重，比如说一个作家，假如他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深刻体验，假如他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时代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他怎么能创造出好作品来呢？即便他可能对市场是很熟，但最多也就流行一时，不会有真正能够影响社会的作品出现。

　　制造精品的误区

　　实际上，虽然文化产品近年来的市场份额在加大，但是文化产品的创作本身，仍旧存在着众多的困难和禁区，这一方面的开放仍旧不足，一些受众非常广泛的议题，可能在出版流程上就很困难。

　　北京晨报：并不是装帧好看，价格高就是精品，如何才能创造真正的精品呢？

　　杨阳：这也正是当前出版业走出困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这和社会大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出版体系本身的改变有关。

　　北京晨报：当前出版物数量逐年上升，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为什么仍旧精品不足呢？

　　杨阳：这些年来，出版产业化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的总量确实也非常多，而对于出版业发展总体的作用究竟如何，现在还很难说清楚。实际上，虽然文化产品近年来的市场份额在加大，但是文化产品的创作本身，仍旧存在着众多的困难和禁区，这一方面的开放仍旧不足，一些受众非常广泛的议题，可能在出版流程上就很困难。也就是说，尽管出版市场在日渐开放，但是出版的自由度仍旧不够，这也是限制创造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精英阶层的失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业编辑大换血，很多年轻人进入编辑领域，他们大多数在先天上存在不足，对社会的体验、对于苦难的经历以及本身独立的见解和思想都不足，整体素质不高……即便他们对于市场很敏锐，但并不能弥补自身的先天缺陷。

　　北京晨报：出版物很多，但许多人都有找不到好书的困惑，为什么会这样？

　　杨阳：一方面，这和大环境有关，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好的话题未必有广泛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社会发现和推介好的议题的能力非常弱。比如说编辑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非常优秀而且经验丰富的编辑。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业编辑大换血，很多年轻人进入编辑领域，他们大多数在先天上存在不足，对社会的体验、对于苦难的经历以及本身独立的见解和思想都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那些有思想、有能力、确实能够发现好作品的编辑变少了。即便他们对于市场很敏锐，但并不能弥补自身的先天缺陷。

　　北京晨报：除编辑之外，知识共同体的缺失似乎也在影响着出版的引领功能？

　　杨阳：是的。今天是一个信息高度膨胀的社会，不像以前出版物本身就少，几乎大部分好书都能够自然被人们所接收和认可。在今天，尤其需要一个从图书编辑、到评论者、到推广者这样一个群体的共同分析和推介，使人们知道哪些书是值得读的，但是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没有形成。

　　鱼龙混杂的知识群体

　　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社会中本来有能力引领议题、发现议题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鱼龙混杂，而那些真正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两头不讨好，既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难以获得现有体制的支持。

　　北京晨报：文化名人、意见领袖、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少，为什么说没有一个好的共同体呢？

　　杨阳：这和当前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都有关系。实际上，真正关注社会、关注一个时代最需要关注的问题的知识分子，很难获得大范围的认可。一方面和社会价值的扭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前体制环境的改革尚未完善有关。最终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社会中本来有能力引领议题、发现议题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鱼龙混杂，而那些真正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两头不讨好，既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也难以获得现有体制的支持。反而是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知识分子受认可度更高。

　　北京晨报：很多时候文化名人也往往有跟风讨论的现象，比如马尔克斯去世，就有很多名人谈马尔克斯，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杨阳：关注社会热点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群体并不仅仅是关注热点，他们还要能够发现社会上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且可以带动大众同样去关注这些问题。但显然，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太少，或者说，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很难获得认可。

　　价值塌陷的时代

　　当前的问题在于，官方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较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而社会本身树立主流价值的能力却在消解，整个社会价值处在全面塌陷的状态下。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杨阳：这是因为社会完全失去了主流价值，尽管我们常说价值多元、文化多元，但实际上，一个社会应该有主流价值，也只有在主流价值垂范的框架之下的多元才有意义。相反，价值没有主流价值，多元文化就容易变成痞子文化。当前的问题在于，官方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较难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而社会本身树立主流价值的能力却在消解，整个社会价值处在全面塌陷的状态下。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构建主流价值呢？

　　杨阳：构建主流价值，从来没有说是由政府或官方所构建的。它是精英群体和社会大众共同构建的，通过反复的讨论、博弈、修正等，最终留下的多数人所认可的价值。但是我们目前还缺少这样的机制，不论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社会整体的环境都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寻找自我的价值

　　因为当前文化的快餐化、价值的沦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希望社会运行本身的机制能够扭转这样的现象，也许下一个十年，理想主义能够回归，那样不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价值的重建，都是有希望的。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改变这样的现象呢？

　　杨阳：一方面，这是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所致，并非中国独有，很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类似的时代。另一方面，我们独有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架构体系也影响着整个社会主流价值的建立。因此，要改变需要全方位的进步才有可能。

　　北京晨报：比如说？

　　杨阳：首先要寄希望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能够有一种读书的风气逐渐养成，而要养成读书风气，先要有尊重知识、敬畏知识的意识。社会中的公民们，除了功利之外，也要有一点儿超功利的追求，对我们的生命、社会、时代有一定的思考。其次，小环境方面，期待出版业改革的进一步开放，尽可能地创造一个好的出版和创作环境，提升创作的自由度。第三，期待更加好的社会架构体系，使得社会精英阶层能够建立，知识共同体能够出现和存在，以出版来说，从作者到编辑到评论者、推广者形成一个共同体，它可以完整和独立地对出版物进行发现、评价和推介的工作，也让读者能够知道哪些书是值得读的。第四，我想我们的社会也许会否极泰来，因为当前文化的快餐化、价值的沦陷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希望社会运行本身的机制能够扭转这样的现象，也许下一个十年，理想主义能够回归，那样不论是文化的发展，还是价值的重建，都是有希望的。

　　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杨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