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晚年史料首度披露 84通信札将上拍场(图)

　　沈尹默赠周作人的“苦雨斋”题字，将亮相匡时拍卖

　　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专家从历史、出版、文学等多个角度肯定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手札即将亮相匡时春拍。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这批将上拍的手札中，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曹聚仁、陆丹林、罗香林、简又文、吕叔湘、谢冰莹、吴小如、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序言与书签等。这些首度披露的珍贵史料生动还原了当时学人交往的历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1949年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难得佐证，特别是披露他晚年的创作及生活可谓弥足珍贵。

　　在与周作人晚年通信的人中，香港的曹聚仁、鲍耀明，以及新加坡的郑子瑜无疑是最重要的三个人。其中，与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出版，与鲍耀明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由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而周作人致郑子瑜的信札，之前很少被注意，既没有出版过，更没有被学界引用研究过。

　　郑子瑜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于1939年迁居至新加坡。与郁达夫、周作人、丰子恺多有来往。郑子瑜早年在厦门拜见过郁达夫，之后陆续撰写《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文章，还编辑出版《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的第一人”。郑、周二人同在《逸径》文史半月刊上写稿，因彼此都嗜好黄遵宪《入境庐诗》成为俩人最初结交的动因。

　　在这批披露的手札中，两人的“君子之交”溢于言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郑子瑜经常向周作人寄去国内短缺的物资。当时中央公布了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因此当时油、糖很不易得，郑子瑜每月给周作人寄去方糖，使周作人感谢不已。而杂诗的创作是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创作，在郑子瑜的热情要求下，周作人前后将《老虎桥杂诗》等旧体诗寄给郑子瑜欲合成一辑，托他代为出版，后因种种机缘一直未能问世。郑子瑜为此努力奔波，前后努力三十年，又经上海陈子善奔走，终于在1986年由岳麓书社正式出版。而这批信札便是涉及杂诗的整理与出版，因此可以说是周作人晚年杂诗创作最重要的资料佐证。

　　这批手札能够完好保留至今并呈现出来，实属不易——20世纪的新加坡，由于远离战乱而保存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丰子恺《护生画集》全六集就保存在广洽法师处。据介绍，郑子瑜与周作人通信，时间自1957年至1966年，难得的是84通信札的信封也都保留了下来，可以借此判定信件的写作年份。两人通信时间跨度达十年之久，不仅涵盖面广，而且内容详实，其中提到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与出版的资料更属难得。

　　为此，北京匡时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对于这批信札，当日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肯定，从历史、出版、文学等多个角度阐释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记忆的史料。因为传统史学、正史侧重于一些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场景、历史现场更多存在于私人记忆里边，比如日记、书札、个人随想等。参与这批信札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批东西，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 与会学者指出，当前学界对信札等历史文献的研究和保护远远不够，“希望社会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尽快推动周作人书信手稿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和出版。”

　　据悉，此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并将于6月3日举槌开拍。（记者 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