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研究清史50年 称从努尔哈赤身上学到很多

　　昨天，著名历史学者阎崇年携二十五卷本《阎崇年集》在中国紫檀博物馆举办出版座谈会，清史专家朱诚如、冯尔康、杨珍等出席。座谈会后，阎崇年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中让他感慨和庆幸的是，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80年代的下海潮，以及近些年来浮躁的学术氛围，依然能够坚持清史研究。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出版座谈会

　　50年历史研究做了3件事

　　《阎崇年集》总计25卷，文集800多万字，收录了2000余张图片。据出版方时代华语公司副总裁郎世溟介绍，这部文集得以出版要感谢中华书局、长江文艺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等出版机构。文集囊括阎崇年全部畅销书和重要学术著作，包括《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大故宫》《清史论集》等。他说：“在当代清史专家中能够凭一己之力一次出版25卷的，阎老师是第一人，像《努尔哈赤传》等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

　　阎崇年表示，回顾50年的历史研究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历史，拙著《阎崇年集》是这三件事的集中文字体现。”

　　在这25卷中，阎崇年最为看重的是“一史二传五集”，这个‘一史’即《清朝开国史》，‘二传’即《努尔哈赤传》和《袁崇焕传》，‘五集’指的是《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

　　致力于历史知识的大众化

　　座谈会上，有不少历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了《阎崇年集》出版的意义。清史专家、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认为，阎崇年在历史研究领域具有很多开创性的见解，比如1983年出版的《努尔哈赤传》是国内外第一部研究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学术专著，百余万字的《清朝开国史》至今也是该领域最为系统详尽的研究成果。他说：“我注意到阎先生最近发表的关于森林文化论文也具有开创性。大家说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他特别强调的是森林文化，由于清朝从东北森林文化兴起，逐渐扩大，清朝进而能够入关，这跟森林文化有重大的关系。”

　　除了历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冯尔康教授认为，阎崇年通过央视《百家讲坛》这个窗口，将专业的历史知识大众化，“我们的历史学，过去就是庙堂之学，不是给老百姓看的，阎先生把历史知识大众化，或者说历史知识的文化化，是把它列为大众的文化知识。”此外，当天还推出了由中华书局出版上下两卷的《清朝开国史》，全书120余万字，上卷讲太祖朝，下卷讲太宗朝，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经，贯穿讲述自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至清迁都北京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大势。阎崇年把它称作“今后学术历程的新起点”。

　　□作者专访

　　谈历史研究

　　从努尔哈赤身上学到很多

　　座谈会上，有不少历史学者都提到了阎崇年在清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而被提及最多的就是位列卷首的《努尔哈赤传》。对于这部学术著作，阎崇年也是感情深厚，“这部书说是1983年出版，其实我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也包括在十年‘文革’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以也是花费心血最多的。这本书我每隔10年就会修订一次，像2003年的《天命汗》，还有13年修订的《努尔哈赤传》和《努尔哈赤全传》。”

　　2014年出版的《努尔哈赤全传》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问及现在的读者能从中获得什么？阎崇年结合自己的经历说：“现在的人常常会在意个人的事业成就，努尔哈赤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第一是立志，要有理想目标，现在的很多人都是想着混碗饭吃就行了。第二是学习，要不断地学习知识，丰富自己。第三个是执着，努尔哈赤用了44年来建功立业，而我用了50年来研究清史。”

　　阎崇年表示，他不像有些人所说那样一味地追捧努尔哈赤，而是同时也指出了他在事业上的失误和性格上的弱点。“努尔哈赤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清朝的兴盛是可以从他那找到根源，而清朝的衰败也能从他那找到影子，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定要从第一手资料做起

　　阎崇年回忆，这本书出版后不仅仅在国内影响广泛，在日本、美国的清史学界也受到很多关注，1989年还曾受到史景迁之邀去美国耶鲁大学演讲。“当时下面坐的都是大学教授，题目是史景迁定的‘清史研究的新资料’，这个题目就是让我要讲出点新东西来，也让我三天没睡好觉，后来我讲了清代的石刻资料，比如一些碑传、墓志铭等，让他们很惊讶，后来耶鲁大学还专门派出一个工作组来中国考察。”

　　在阎崇年看来，研究历史一定要从第一手资料做起，像碑传、墓志铭这都是外国没有的，而现在的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在网上下载资料和别人的论文，这样学术研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有一次昌平发现了康熙的一个行宫，但是当时所有的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个怎么办，我就去台湾故宫的满文档案里找到这个行宫竣工的记载，但这属于孤证，后来我又到北京故宫找，不断地缩小范围，找到了它的‘开工’记载。”

　　回顾50年的学术生涯，阎崇年称让他感慨和庆幸是，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10年“文革”，80年代的下海潮，以及近些年来浮躁的学术氛围，依然能够坚持清史研究。“老一辈的清史专家越来越少了，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我也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们花几十年去做一件事，是不可能不成功的。”

　　谈《百家讲坛》

　　收获与读者的情感交流

　　2004年，阎崇年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开始讲《清十二帝疑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众培育期，成为科教频道收视率最高的栏目。回忆当时初登《百家讲坛》的情景，阎崇年说：“当时我们这些历史学者都不爱抛头露面，他们编导也是看了我的《努尔哈赤传》，所以让我先开始讲。本来是12位学者，讲12位皇帝，后来其他的分集编导也相继来找我，最后我一个人讲了12个皇帝。当时每讲一集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整理资料，后来这清十二帝讲完了，我也住院了，医生说什么毛病没有，就是累的。”

　　在阎崇年看来，70岁登上《百家讲坛》栏目将专业历史知识推向大众，他收获最大的是与读者的感情，“我们搞历史的原来就是在屋子里做研究，都是在同行学术圈交流，很少能跟读者近距离交流。有一次签售会，有位女读者来买书说，他们一家三口都看百家讲坛，我问她孩子喜欢看吗，她指了指肚子说，孩子还没有出生，她陪孩子一起看《康熙大帝》，就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学习康熙的一些精神。”

　　阎崇年说，通过这个平台也开阔了视野，“上了《百家讲坛》后，我也到全国各地走了走，北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流处，南到三沙市。我们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了这些地方，我写论文和做节目都觉得开阔了很多。”

　　“讲坛”磨练了我的意志

　　谈到随着名声的增大而带来的一些反面声音，阎崇年说：“《百家讲坛》实际上也磨练了我的意志，有些东西不能叫争议，像阎崇年语录这都是子虚乌有、编造的东西，这些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变得更淡然了。”

　　阎崇年表示，如果是纯学术的问题，在什么平台上都是可以对等商谈的，但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有些浮躁，有些过于偏见的东西也没必要都去回应。

　　对于4次登上《百家讲坛》，做得最累的专题是什么？阎崇年称是《明亡清兴六十年》，“把努尔哈赤和袁崇焕这两个人拿出来讲，这是灵魂的撞击，这种研究还没有人尝试过。我做起来很累，也感到很痛快，从不同的视角把两个人联系起来讲，这个很有意思。”

　　谈到《百家讲坛》节目和嘉宾的影响力在持续下滑，阎崇年称栏目组10年前作出了一次大的改变，但是一直没有根据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而再次作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