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曾送白崇禧"论持久战" 宣传统一战线(图)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长江局主要成员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左二)、博古在汉合影 武汉八办供图

汉口长春街，叶剑英当年在“八办”的办公室兼卧室 武汉八办供图

叶向真与父亲合影 叶向真供图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梅县。1927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1年到达中央苏区，参与指挥第2、3、4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和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参加国共和平谈判。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在汉口中山大道东端长春街57号，坐落着一幢别具一格的日式建筑，大门外镶嵌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几个镏金大字。　记者余晓春

　　这幢建筑，1978年原址原貌重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题字出自叶剑英。这里曾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陈列着叶剑英当年工作和生活的办公室、卧室、会议室，留下了这位开国元帅在武汉的足迹。

　　在武汉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的叶剑英在江西吉安通电全国反蒋，发动武装暴动，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这次暴动因孤立无援失败。蒋介石立即通缉叶剑英，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党。

　　据军事历史专家刘志青在《党史纵横》撰文记载，叶剑英逃到武汉后，见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谭延闿，并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召开的会议。

　　在会上，叶剑英发言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会后，叶剑英动身回吉安。几天后，动荡的吉安形势，使叶剑英只好重返武汉，并受张发奎之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第4军受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影响较大，在此期间，叶剑英的思想逐渐转向了共产主义。叶剑英找到当时在武汉的同乡、地下党员李世安，希望他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共产党。

　　李世安马上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事部部长，为叶剑英入党一事，他专门向中共中央提出说明。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

　　领导“友军工作组”做统战

　　1937年10月，董必武从延安来到武汉，筹建成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组成，叶剑英为委员之一。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周恩来创建军队和军事统战工作。

　　据“八办”旧址纪念馆馆长陈益祥介绍，1938年战争形势日趋复杂，叶剑英在武汉长江局的工作紧张、繁忙。他身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既要出席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军事和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又要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谈判有关共同政治纲领以及团结抗战、军队扩编、财政供给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还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为此，长江局专门设立了“友军工作组”，在叶剑英等领导下专做军事统战工作。

　　在“友军工作组”，叶剑英和周恩来先后接见了川军邓锡侯、刘文辉及滇军龙云的代表等，交谈合作抗日问题。与卢沟桥抗日名将何基沣洽谈后，介绍他去延安。在台儿庄战役中负重伤的国民党127师师长陈离来汉治疗，叶剑英闻讯，立即与董必武等去医院看望慰问。陈离深为感动，表示伤愈重返前线后，加强国共合作。

　　叶剑英还与一些战区司令长官联系，商谈在该战区所在地设立“民众动员委员会”、“抗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团体，开展抗日宣传、组织等工作。叶剑英还与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开展统战工作。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白崇禧在汉请教抗日方略

　　叶剑英在国民党军界，尤其是在上层高级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一些真心抗日、即将奔赴前线的将领们都十分愿意找他交谈，听取他的意见。

　　“八办”旧址纪念馆馆藏资料记载：1938年3月上旬，桂系将领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在武汉的住处，请教对日作战方略等问题。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白崇禧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这些建议都被白崇禧、李宗仁采纳，客观上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省收藏家协会红色藏品分会副会长彭伟介绍，台儿庄战役大捷后，周恩来、叶剑英向白崇禧送上在武汉《新华日报》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白崇禧读后大加赞赏，将其精神归纳为“积小胜换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并将此书印发给桂系师级军官阅读。

　　叶剑英在武汉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国民党主办的《抗战》杂志有一篇署名“实甫”的文章这样写道：“八路军驻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武汉足迹

　　1927年5月至6月，在江西吉安通电反蒋，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出席武汉国民政府会议，出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

　　1927年7月，由李世安介绍，周恩来同意，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长江局委员，与周恩来一同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从事统战工作；向白崇禧赠送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

　　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与周恩来一同率最后一批“八办”人员撤离。

　　新中国成立后，曾来武汉视察，参观汉阳琴台，在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战国编钟，为“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题写馆名。

　　(记者余晓春整理)

　　旧址

　　叶剑英武汉“八办”住所

　　这里的灯光曾彻夜不熄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3楼，一间约40平方米的住房，分内外两间。外间靠左壁放有古朴的九斗办公桌一张，桌旁有一张皮转椅，另有方桌及4凳；内间有铁架床一张、铺有白色床单及棉被，左侧墙角有木质衣架，上挂国民党中将军服，旁边有一张藤椅，右墙角有藤质书架一个，木椅两把，茶几及铜痰盂各一。这就是叶剑英当年在武汉的办公室兼卧室。

　　据武汉“八办”旧址纪念馆馆长陈益祥回忆，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筹建纪念馆时，曾在北京征集文物，走访过很多当年在武汉“八办”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当年武汉“八办”有三间房，晚上灯光是彻夜不熄的，一间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一间是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一间就是叶剑英的办公室兼卧室。

　　叶剑英当年是长江局委员之一，公开身份是八路军参谋长。他1937年12月从南京来到武汉后就住在这里，许多抗日救国军事论著就是在这间房内完成。

　　1938年1月11日，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叶剑英为该报题词：“战！团结而坚决的战！胜利是我们的！”同时，积极为该报撰写大量抗战文章。《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论山西战局》、《论北方战局》、《论最近前线的胜利》、《论目前战局——注意敌人沿江跃进》等军事论文，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把敌人赶出中国去》一文，是他代表八路军写给坚持在抗战前线的国民党将士的公开慰问信。

　　(记者余晓春 通讯员吴广)

　　后代

　　叶剑英二女儿叶向真是电影导演，1981年她拍的曹禺名著《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接着又拍了《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

　　今年73岁的叶向真仍然干练、高雅，和母亲守着父亲住了30余年的宅子，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近日，叶向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女儿叶向真：

　　父亲太低调

　　我拍不了他的影片

　　记者余晓春

　　父亲的人生定位是“为人民”

　　毛泽东对叶剑英有两句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父亲能‘吕端大事不糊涂’，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为人民’。”叶向真说。

　　叶向真回忆说：“1954年的时候，我们家得到了一张我祖母的照片，父亲得到这张照片以后，就在照片下面题了几个字：为人民的中国而欢心，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这是父亲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把自己定位在‘为人民’。”

　　“父亲的一生中确实履行了这个志愿，他在面对每一个人生抉择和选择的时候，把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什么是人民的需要，什么是民族的大业，什么是对国家、对自己的民族最有利的事情放在了第一位。他在面对一生中几次重大的抉择，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是遵循这个定位的。”

　　有“人情味、家庭味”

　　叶帅的“帅府家风”是什么？他是怎样教育子女后代的？肖伟俐在《帅府家风》一书中写到：叶帅在家里比较民主，包括子女学业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他都似乎比较“放任”。

　　谈到“放任”二字，叶向真另有解释：“父亲在家里很民主，但决不是放任。他很尊重别人。父亲相信真正尊重他人，才会让他人透露自己的心声。如果以家长的命令式对待子女，就没办法了解孩子的心声，孩子有什么话也不愿意跟父母说了。父亲的教育方法有这个特点，充分地尊重孩子的想法，然后加以引导。父亲曾说，真正要想教育好孩子就必须了解孩子、关心孩子、引导孩子。”

　　在叶向真的记忆里，一生戎马的父亲，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写诗、跳舞、钓鱼、游泳，也有雅兴弄园艺。父女俩曾在院子里修剪白玉兰，种过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

　　有一回，叶向真在院子拾了一片枫叶给父亲，父亲第二天便写下了“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的诗句。“父亲希望我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但当他得知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

　　在叶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叶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父亲身上有儒家风范

　　叶向真是电影导演，但她为什么没拍过一部反映自己父亲革命生涯的影片呢？

　　说到这个问题，叶向真一笑，说：“我就是拍不了父亲的影片。过去很多人说你是一个电影导演，你应该最有权力和最有资格拍摄叶帅的专题片、纪录片、故事片。后来我说，我拍不了。”

　　为什么拍不了呢？叶向真说，她在父亲身边那么长的时间，感觉到父亲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在很多大的场合，他不出声，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没有什么特别的警示名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没有那种让别人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而觉得这个人了不得的情况，找不出他的特征，所有拍不了。

　　叶向真认为，这是父亲身上有的儒家风范和受这种教育所留下来的一种态度和品格，所以人家称他“儒帅”。“现在想起来，我拍不了父亲的影片，可能是我对儒学文化研究的根底还没有达到父亲理解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