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仁宗曾欲"走后门" 大臣张思明：坚决反对不给办

　　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随处可见和尚喇嘛与蒙元贵族在一起掺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元代统治者笃信佛教，尤其笃信西藏的密宗，甚至有史料还记载说，有的皇帝连新纳后宫佳丽也得让法师先睡。

　　元仁宗这个皇帝，相对而言还比较重视汉化，据说对儒家的《四书五经》颇有兴趣，但这些熏陶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法师们的热衷。

　　有个叫妙总统的法师，最讨元仁宗欢心，为了让妙总统高兴，他居然亲自写条子给中书省官员，说是要给妙总统的弟弟弄个五品官做做。没想到中书省有个叫张思明的参知政事（这个职位在元朝不够副相）坚决反对不给办，把皇帝的条子当废纸了，这让元仁宗很没面子。

　　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皇帝坐拥天下，权力大得没边，他想让谁做官，下个正式诏书即可，需要写条子走后门吗？其实不然。古代选拔官吏也是有一整套制度的，没有科举时，通过举孝廉擢贤能，有科举时，就更不用说了，挤过独木桥，才能吃皇粮。诚然，皇帝对臣民有推恩荫补权，但如果缺乏充分理由，恣意胡来，宰执依“法”可行使有限的制约权。此时，皇帝就需要走后门，如宋真宗为了去泰山封禅，就曾走后门行贿过宰相王旦。

　　张思明拒绝的理由就是依“法”，他说：“选法，天下公器。径路一开，来者杂遝。故宁违旨获戾，不忍隳祖宗成宪，使四方得窥陛下浅深也。”译成白话就是，国家的选举制度是庄严而神圣的，您带头开后门走捷径，将来势必会影响干部队伍的素质建设。因此，我宁愿得罪您，也要依“法”办事，决不能让外界据此对您说三道四评头论足。

　　元仁宗写条子本就无奈，又遇到牛鼻子臣子，心里窝火是肯定的，不禁“大怒”。毕竟是“人治”社会，对最高权力的制约相对较弱，社会的公平正义或至善，还停留在嘴上说说的阶段，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良知和自律。元仁宗似乎还当得起一个“仁”字，他知道张思明说的是对的，但是如果事情办不成，他对妙总统的许诺就没法兑现，很丢面子！所以，他私下里跟张思明商量：“这一次爱卿就答应了吧，朕保证下不为例好不好。”

　　好一个“下不为例”，近乎央求的语气了，但他一转身就开始报复，你张思明不是牛气吗？好，把你调离行政机关中书省，去万亿库做提举，也就是财政部长，并褫夺张思明的文散官身份。有趣的是，这回元仁宗同样失算。

　　皇帝花钱，由少府计划，通过近臣内侍去国库支领。这些近臣内侍哪个不是老虎头上的苍蝇？平时狐假虎威惯了的，到万亿库，跷起二郎腿，喝着香茶坐等，免不了还要假公济私，玩点花活，弄点虚头。自打张思明接管万亿库，再没那好事了，一切按制度来，“持法峭直”，想倚仗皇帝的条子或面子多拿好处多揩油水，门儿也没有。那段日子，仁宗与他的近臣，莫不是勒紧裤腰带混生活。

　　皇帝心里不爽，又不能公开说张思明不对；身边人心里更不爽，提到张思明，没一句好听的，进谗言的进谗言，构陷的构陷，终于使仁宗下了决心，将张思明调离万亿库，出为工部尚书。这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差事，治河筑坝搞水利，风里来雨里去。元仁宗心想：二品大员怎么着，累死你！

　　然而，张思明丝毫不觉得这是皇帝因为走他的后门不顺而故意整治他，一如往常干得很起劲。他有自己的为官标杆和从政良知，即不管干啥都要干好，想在他身上找出作风问题，简直就是做梦。

　　元仁宗心里还得意呢，过了一阵子就问左右：“那个姓张的在工部是不是很郁闷？”左右回说：“哪里呀，皇上，他还是老样子，每天忙忙碌碌，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元仁宗听后，失落是有点，感动更多点：这样的好官再不能委屈了他！随即下诏调张思明到宣政院任副使。其后再未发生皇帝写条子的事儿，因为仁宗知道，有张思明在，后门走不通。

　　张思明，字士瞻，河南获嘉县人，自幼博学强记，口齿伶俐，声音动听，至元十九年入仕，曾被忽必烈赞为“斯人可用”。也正是因为他的记忆力超强，所以特别熟悉法律条款，与谢仲和、曹鼎新同称三绝，但在执法严谨铁面无私方面尤胜谢、曹二人。

　　元文宗即位，张思明拜相，重纪至元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死后人们才发现，这位刚直不阿的当朝宰相竟然穷得一塌糊涂，没有房产，陋室里找不到钱帛、纸钞乃至任何值钱的东西，倒是书籍很多，约有三万七千余卷。这哪像官员之家呀，简直是个图书馆。

　　从张思明反对皇帝走后门并受到重用来看，元朝中期的几个皇帝倒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他们似乎知道一个道理：用干部要看其德性和能力，不被某些上级写条子打招呼所干扰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