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出版（图）

6月10日，冯天瑜在武昌“红楼”作《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演讲 建林 摄

　　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新著《中国文化生成史》近日出版。该书通过“考察现实”与“追究历史”，解答了“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记者蒋太旭)

　　《中国文化生成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全书82万字，图表近400幅，分上下两册。该书分析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是在怎样的文化生态中生成的，及中国文化曾经的辉煌，近代的衰落，当下的复兴。

　　一般意义的文化史书多从“事件”展开，本书纵横数千年，“打通古今”、“打通中外”，对中国文化的生成作“长时段”辨析。书中所述议题多由现实诉求引发，既有对“李约瑟悖论”的破解，也提出了“科举制度是第五大发明”的新论断。

　　冯天瑜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现在有些人做文化史，往往把文化归结为少数“文化英雄”的创造，特别关注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但这并不能回答中国文明史发展的深层次根本问题。《中国文化生成史》试图揭示造就“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层动力机制”。

　　著名学者唐翼明评介，凡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与从政者，都应该仔细研读这本书，相信会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为该书提供图像史料的摄影家刘建林感叹：读了这本书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自己，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

　　据了解，该书已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冯天瑜：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

　　冯天瑜说，他在《中国文化生成史》探究的议题大多与现实相关，这些扣人心弦的现实问题皆从历史走来，而他则通过追溯历史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参照系”。

　　“先进”的中古中国何以在近代“落伍”？这便是著名的“李约瑟悖论”，由20世纪中后叶，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冯天瑜在新著中呈现了自己对这一“悖论”的“试解”。

　　冯天瑜认为，中古中国实行的地主经济、官僚政治，优于中世纪欧洲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能够创造领先欧洲的农耕文明。而这种制度性优势，又演化为障碍近代转型的劣势，使中国失去转型机遇，经济在宋代达到高水准以后，数百年间基本停滞。

　　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处于权力分化状态的贵族政治无法再继续下去，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其产生“飞跃”，二三百年间，“先进”和“落后”发生逆转。一直到18世纪，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的GDP占世界比例最高，到19世纪以后急剧下降，从30%降到20%、10%，最后降至百分之几。加之轻忽科技的儒学思想占据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和思维方式的限制，使得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中国很少进入科技发明发现的前沿，20世纪对人类生活影响较大的20项发明全属西方。而此前的整个中世纪世界的主要发明都产生在中国。曾有西方学者称，如果在中国宋代，有世界诺贝尔科学奖的话，百分之八九十会颁给中国人。

　　(记者蒋太旭)

　　“中国世纪说”应当缓议

　　中国复兴的显著进展，使得西方对复兴的中国有多种评议：除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外，还有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冯天瑜在新著中强调：国人尤需要辨析时兴的“21世纪是中国世纪”说。

　　冯天瑜认为，“未来是中国世纪”之说，作为一个文化命题颇具深意，然而，从现实社会层面审度，“中国世纪”说又多存可疑之处。

　　19世中叶中国GDP总量高于英国，19世纪末中国GDP总量高于日本，却在鸦片战争惨败于英、甲午战争惨败于日，说明经济总量并非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以经济总量名列前茅而论，时下中国已然是世界大国，却并非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须科学技术领先，占据国际产业链上游，有成熟的民主与法治体系，国民素质较高，文化具有全球感召力，中国与这些目标皆有较大距离。

　　冯天瑜认为，建设世界强国是中国复兴的愿望，却非指日可达的目标，中国还有许多艰巨的功课要做， “中国世纪说”应当缓议。

　　(记者蒋太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