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蜗牛"入教材：流行音乐在当代中国地位逐步提升

　　一种价值观念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发挥长期的影响,仅靠理论阐释和道德说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在人们心里奠定情感的基础。因此,在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中,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是大有可为的。

　　流行歌曲《蜗牛》竟能入选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如果我们不急于就此作出是非评论,而是把这一事件放到当代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历程中来考察,则不难发现,它其实是流行音乐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地位逐步提升的结果,也体现了我们在主流价值观建构策略方面的一些变化。

　　从《乡恋》到《蜗牛》——流行音乐社会地位逐步提升

　　虽然中国流行歌曲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旧上海的时代曲,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它因被当作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毒草”而迅速销声匿迹。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思想禁锢,改革开放敞开国门,流行歌曲也凭此良机重获新生。一些港台的流行歌曲悄然进入内地,在青年人中传唱。但那时人们只能偷偷欣赏流行音乐,要关紧门窗,甚至躲进被窝,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才敢接触那种与“高、快、响、硬”的“革命”歌曲迥然有别的歌曲形式。终于,1979年12月31日晚,李谷一一首《乡恋》传遍大江南北,在神州解冻之春唱响了内地流行音乐的破冰之曲。但当代流行歌曲的发展道路并非就此一帆风顺,仅过了半年,这首广受欢迎的歌曲就被有关部门认定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禁止演唱。主流意识形态对流行音乐的不认可态度,由此可见,流行音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亦可想而知。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首届春晚上。首届春晚的一个创举是开通了观众热线点播。李谷一出场后,《乡恋》的点播单就络绎不绝。面对堆了满满几大盘的点歌单,坐镇现场的广电部领导经过思想斗争,决心“不能欺骗群众”,一跺脚,同意了播出。有趣的是,领导踌躇间,李谷一竟连唱了7首,几乎将那一年的春晚办成了小型的个人演唱会,这个记录恐怕后无来者可破了。《乡恋》由禁而解,是中国流行音乐筚路蓝缕的再出发过程的一个缩影,它体现了社会转型中主流意识形态包容性的日渐扩大,更体现了人心所需: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人们渴望那些表达世俗情怀的文艺形式。就此而言,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的出现和发展已是势所必然。如是又是三年。到了1986年5月,100多名流行歌手齐聚首都体育馆献唱《让世界充满爱》,又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80年代初,文化部门曾有“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硬性规定,然而,《让世界充满爱》却组织百名群星合唱,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它马上被中央电视台录播,则足以说明流行音乐已经获得了自上而下的认可。至此,流行音乐终于由半地下而至全公开,确立了它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很多“歌星”,是坐公交或骑自行车去参加演出的,全无今日宝马香车的排场。转眼三十年,回顾往昔,怎不让人为当年的来之不易而唏嘘不已!

　　进入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行音乐逐渐变成了唾手可得、取之不尽的寻常之“物”。广播电视上,街头巷尾中,到处充斥着流行音乐的旋律。后来,MTV和卡拉OK的出现,让流行音乐不再成为青少年的专宠,更是将一些大伯大婶也吸引进了流行音乐的欣赏群体。那时候,家里添置一套卡拉OK设备是时尚。紧接着,更有商业头脑的人就将它搬到了街角处、马路边,摆起了小摊,收个1元、2元,就让你点唱一首,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KTV吧。今天想来,如果你不觉得扰民,那种一人独唱、众人围观的场面,也算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了。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流行音乐不仅越来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而且开始满足主流的需要了。这首先表现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就选用了一首流行歌曲——《亚洲雄风》。北京亚运会虽然只是亚洲范围的体育赛会,但却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会,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亚洲雄风》入选成为主题歌,意味流行音乐不仅不再被视为“异类”,而且开始被用来履行某种符合主流需要的表意功能了。不仅如此,90年代,文化部艺术局还多次召集内地最有代表性的流行歌手,组成“中国风”艺术团出访港台,负责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传送来自祖国大陆的“乡情和友情”。通过流行音乐交流来联络感情,发挥统战作用,难怪这个团队要被戏称为流行乐坛的“国家队”了。

　　经过了90年代的发展,流行音乐的社会地位已经基本稳定。人们在听流行音乐时,一般不再有什么心理负担,而是更多地把它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手段。不过,由于大众媒体的推动,人们在流行音乐的欣赏选择更趋多元化的同时,青少年中也形成了众多“追星族”或“粉丝”群体。他们痴心于自己的偶像或者钟情于特定的音乐类型,以之来作为心理安慰或精神寄托,个别沉迷者甚至举动出格,这也引来了世人侧目和舆论非议。但总体而言,流行音乐的传播环境还是更为宽松,它的受众面也更广了。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流行音乐已经不知不觉中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课间允许学生唱流行歌曲,音乐课上开始教授流行歌曲,语文课上老师开始用流行歌曲举例。到了今天,连幼儿园都有小朋友奶声奶气地唱:“你的爱就像火苗……”因此,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2002年,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社曾特别策划了“流行音乐(歌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题访谈,通过调查研究,对流行歌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总体上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就在世纪之交,学术界也出现了肯定流行音乐的声音。罗大佑、崔健、许巍的作品进入大学课本,崔健的《一无所有》更是入选《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对流行音乐的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回顾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风雨历程,不难发现,没有流行音乐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蜗牛》这些歌曲能够入选语文教材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流行歌曲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加上它在青少年中不容否认的影响力,使它具备了入选语文教材的条件。

　　娱乐之外,流行音乐对青少年至少还有两种作用:疗伤与励志

　　其实,对于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的质疑和非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来我们的语文教育,除了知识传授之外,还肩负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的功能。换言之,语文教育在人们常说的“三观”教育上肩负着重要职责。即使我们不像从前那样将流行歌曲视为“毒草”或“靡靡之音”,流行歌曲的商业性、娱乐性总是不容否认的。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能够实现语文的教育目的吗?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代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和功能。

　　就像流行音乐社会地位的变迁一样,它的价值取向和功能也是变化着的。如前所述,像《乡恋》这样的歌曲,它填补了某些情感表达的空缺。那个年代,人们如饥似渴地倾听邓丽君,其心理需求同样如此。它们实质上都传达了对私人化的、日常性的情感观念的认可,这在价值观上与当时的主流认知是不一致的。这是《乡恋》被禁的根本原因。因而,解禁也就意味着流行歌曲促进了主流价值观的调整。而我们如果玩味一下《让世界充满爱》的“爱”,就不难察觉其中包蕴的普遍主义人性观,它与主流观念其实也是并不合拍的,更不要说崔健《一无所有》从内容到形式的叛逆和质疑了。甚至,“西北风”都包含着某种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因而,人们公认,80年代的流行音乐是有激情与梦想的,在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中它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功能。

　　9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的商业化运作更为成熟,它承担的解放功能也就回归到流行文艺应有的娱乐功能。一旦主流观念解除禁忌,不再压抑文艺表达爱情等私人化情感的权力,流行音乐在这方面也就失去了反抗对象,转而习惯于用各种煽情表达来换取商业利润了。应该承认,商业化、娱乐化才是流行音乐的常态,像《亚洲雄风》和“中国风”艺术团那样的作用,只能算作某种“例外”。而这种例外的发生,则表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策略也在不断调整,其内涵上也愈加兼容并蓄了。与90年代后流行音乐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变化相应的,是人们欣赏流行音乐态度上的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流行音乐欣赏隐隐包含着某种叛逆姿态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听流行音乐则越来越变成了一件好玩的事情。去年,笔者在某高校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并对部分大学生进行了访谈。调查和访谈的结果表明,当下大学生接触流行音乐的比例是100%,但大部分人的态度是“随便听听”,把听歌当作一种消遣和娱乐。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下青年群体的流行音乐欣赏是快感的需求大于意义的需求。但是,调查与访谈也发现,当下的流行音乐并非除了娱乐之外再无其它功能。我们至少发现两种作用:疗伤与励志。情感受挫的年轻人会去听《分手快乐》、《单身美好》,追逐梦想过程中的年轻人会去听Beyond、五月天。有些学生特别分享了他们的高三经历:在最苦闷、最有压力的时候,他们会听一些励志的流行歌曲调整自己,而老师们最少是默认这种做法的。因此,如果我们走进流行音乐,走进人们具体的欣赏行为,就不难发现,认定流行音乐只是趣味低下、娱乐至死的文化快餐是多么大的一种偏见。

　　主流价值观借用流行文艺进行建构策略调整,这一过程或许已经开始

　　客观而言,流行音乐的确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但一般并不刻意宣扬某种价值观。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流行歌曲内含的价值观念之芜杂多样,颇像一道东北名菜——一锅乱炖。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往往是各取所需,爱啥“吃”啥,就图一乐。那这是不是说,流行音乐在价值观建构中其实没什么作用了呢?显然并非如此。众所周知,一种价值观念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发挥长期的影响,仅靠理论阐释和道德说教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在人们心里奠定情感的基础。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的长处正在这里,它并不着力宣扬某种价值观,或者说它并不负责某种最高的、或者最低的价值标准,但却可以提供价值观得以被民众接受的感觉的、或情感的结构。推而广之,其它流行文艺也大体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建构中,像流行音乐这样的流行文艺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不应忘记,当我们说流行音乐等是商业性的时候,就等于承认它也是民间性的,因此,主流价值观借用流行文艺进行建构策略调整,这一过程也应内在地包含一个价值观的吸收、整编和重构过程。或许,《蜗牛》等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表明,这一过程已经开始。

　　对于流行歌曲入选语文教材的问题,我们还想说,一件作品能不能入选语文教材,是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教学目的的需要,而不要因为它被贴上了某些标签就采纳或拒绝它。今天我们编写教材,应该给流行歌曲一个公平的机会。

　　□　周兴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