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红军长征中军阀陈济棠“让道”之谜(图)

陈济棠(资料图片)

　　1934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开始了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可见在长征之初，粤北是必经之路。

　　当时，盘踞在广东的地方势力是陈济棠，而陈济棠又和南京政府有着很深的矛盾。红军如何巧妙地利用广东地方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兵不血刃打开一条西进的通道？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谁先主动打开谈判的大门？

　　众所周知，红军在经过粤北之前，与广东的陈济棠有过谈判，签订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红军可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济棠方面让出一条40华里宽的通道。

　　而红军和陈济棠方面，到底谁先主动接触对方，打开谈判的大门呢？研究者王增勤在《陈济棠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让道”之谜》一文中写到，陈济棠主动和红军联系。陈济棠担心蒋介石借红军来削弱他的势力，或者借“围剿”红军的机会进入广东，而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也愿意代陈济棠方面到苏区传话。陈济棠还单独会见了罗炳辉的内弟，委托其带信给苏区。1934年10月，双方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谈判，红军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潘汉年和何长工，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为红军通过粤北打下了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肖自力对本报记者说，在其著作《陈济棠》里，写到了陈济棠方面联系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但陈济棠过于主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陈济棠虽然将红军视为牵制蒋介石的一股力量，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没有红军缓冲，他陈济棠就立即有灭顶之灾。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红军方面呢，黄道炫在《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 2011年01期)一文中则提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毛泽东早在1931年就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朱德去信提出五项条件

　　其实早在1933年11月，红军和广东方面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停战谈判，而大约在1934年8月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并且设立了联络电台。由此可见，双方的接触在陈济棠派罗炳辉内弟前往苏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又指出了陈狼狈而危险的处境：“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这么一个小格局，不能自保，连亡国都有可能，算是对陈济棠等人做一番提醒。

　　朱德的信还提到，如果陈还保持犹豫状态，则“福建之役可为殷鉴”。所谓福建之役，是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同年12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次年1月，人民革命政府即告失败。朱德用最切实的例子来提醒陈济棠。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

　　蒋介石被红军打怕 曾想放弃江西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五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踏上长征之路。

　　陈济棠一方面要做样子给蒋介石看，于是表面上缓慢地修建军事设施；一方面又不能真的开打，于是规定不得与红军交战。肖自力教授在《陈济棠》一书中也提到，红军突围时，粤陈部队曾向红军赠送子弹1200箱。

　　红军走出粤北以后，蒋介石很生气，发电报说：“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对红军的蔑称)西窜，不予截击。”国民党方面则比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但蒋介石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他又替陈济棠开脱说：“南路防广兵单，自是实情，中亦深为谅解。”南面战场防线太广，兵力薄弱，确是实情，他觉得可“谅解”。

　　南京政府在江西北面的兵力部署强于在南面的部署，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南面是陈济棠的势力范围，怎么部署兵力，当然由他决定；其次，蒋介石在前面四次“围剿”红军期间，屡屡吃败仗，他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并不巩固，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想将兵力撤至赣东一带。黄道炫所作文章中有这样一则资料：蒋介石曾经电令江西方面的熊式辉放弃江西，“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看来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觉得在苏区打下去没什么前途，不仅军心不稳，而且国民党官兵也可能变成红军。虽然蒋介石的想法被熊式辉否定，但他为此做出的兵力部署，影响到了后来的局面。南面兵力的薄弱有历史因素，也不能全赖陈济棠。

　　当然，导致国民党兵力北强南弱局面的原因也在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能顺利通过粤北也是红军打出来的局面。之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日后的战略转移、突破“围剿”走上长征路，打下了基础。（记者 刘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