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古港存汉代导航灯座 曾于此点烽火示意方位

　　泉州、广州等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公认的“主音符”。然而，最新的田野考察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考证带来了新的故事。早在2000多年前，大陆与东南亚最近的城郭——粤西小城徐闻或许曾经历过与广州一样的繁华和尊荣。

　　徐闻古港将海上丝路

　　历史推前到西汉

　　在徐闻仕尾村北仕尾岭高崖上，有一座呈八角形、径2米、深40厘米的巨型石碗形的“航标灯座”。此灯座以一天然巨石雕琢而成，灯座八角有八卦饰纹、内被火灼成黑色，因年代久远而有多处龟裂，为典型的汉唐导航灯座

　　在广东省博物馆内，静静地躺着一组汉代遗物，它们厚重，红褐色泥质陶物品，直径仅有14.5厘米，中分四部分，正中为近似小篆的“万岁”二字，两边为云纹。这是出土于湛江徐闻县二桥村汉代遗址的“万岁瓦当”。

　　在古代，万岁瓦当象征着使用者高贵身份与崇高地位，而徐闻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雷州半岛，在历史上属于“荒蛮之地”，如此珍贵的文物出土既令人惊叹，又进一步佐证了徐闻古港在我国海路贸易上曾经辉煌的历史。

　　《汉书·地理志》：“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这组描写了西汉时期，我国出海贸易船通过徐闻古港起航的记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文献记载。不过，古之“徐闻”是否今之徐闻，学界多年存在争议。

　　而万岁瓦当在徐闻出土，引起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等专家的关注。如今偏居于广东西南一隅的县城，是否就是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所在地？

　　带着这样的疑问，2000年6月和2001年3月，由黄启臣带队，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文史研究馆等机构的专家组成的考察团，先后两次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进行详实的田野考察。

　　这个依海而建的县城与海口市隔海相望，淡淡的海水咸味在空气中弥漫。由于缺乏考古人才，苦于对多年来相继发现和出土的文物无法进行考证的徐闻县对考察团极为重视，他们期盼借助考察团的专业力量，对这些发现和文物重新进行鉴别。

　　黄启臣一行几乎走遍了徐闻古城的角落。在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二桥、仕尾一带，即发现万岁瓦当的汉代遗址附近，考察团又一次发现汉代板瓦、汉代私印、汉墓群、烽火台等遗存。尤其是一座矗立于北仕尾岭高崖上的“航标灯座”引起了考察团的高度重视。这个灯座临海湾不足10米，多年被当地群众认为是马饮水的“马槽”。经验丰富的考察团多位成员一致认定，这为典型的汉唐代导航灯座，“汉唐时期曾在此点燃‘烽火’，示意方位”。

　　是次田野考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成果。考察队的专家一致认定，该次田野考察的实证与史料记载“不谋而合”，徐闻古港在西汉时期有繁荣昌茂的历史，徐闻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几无争议。

　　这项实证成果，意味着将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出土文物诉说

　　昔日来往贸易之繁荣

　　在南越王墓展示厅，一捆共5支的原支大象牙尤其引人瞩目。这捆来自与其出产地相隔万海里的非洲象牙，在2000多年前，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

　　有没有更加有力的证据证明，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最早时间标志？

　　1999年，中国陶瓷学会副会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在新加坡讲学时，曾看到一只由印度尼西亚某海岛土著人在当地海滩挖出来的印纹硬陶盘。经鉴别，李知宴判断，这只在海滩里埋藏了千年的陶盘，生产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这意味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与印度尼西亚有了贸易往来。

　　位于广州的西汉南越王墓，丰富的出土舶来品同样讲述了当时我国古代海路贸易的繁茂。出土于南越王墓的舶来品包括象牙、银盒、香料等，其中，一捆共5支的原支大象牙尤其引人瞩目。这5支象牙中，最大的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经动物学专家鉴定，此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而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故来自非洲。

　　到了汉代，史书记载，汉武帝曾派人招募海员从徐闻(今广东徐闻)港、合浦(今广西合浦)港出海，经过日南(今越南)沿海岸线西行，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境内)、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随船带去的主要有丝绸和黄金等物。这些丝绸再通过印度转销到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各国。

　　海上丝绸之路之通达，其背后是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为远航贸易提供了可能。

　　秦汉时代是开发海上贸易，将航海向远洋发展的重要时期。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平定岭南时期，当时处在番禺(即今广州)的一支秦军，专门建造了大量的船只，供平定瓯越所需。

　　出土于广州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为我们带来直观的感受——距今2000多年前的造船工场颇具规模，当时已可以造出宽8米、长30米、载重五六十吨的木船。

　　广州是中国古代的造船基地，出土于广州的东汉墓还有不少船模，有货艇、渡艇，还有人货并载的航船。单从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看，船分前、中、后三舱。前舱低矮宽阔，蓬顶为拱形；中舱略高，呈方形；后舱稍狭而高，是舵楼；船尾还有一间矮小的尾楼。这种船吃水深，负载量大，适合深水航行。这反映出2000多年前广州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5000年前惠阳平原

　　已形成近海贸易

　　下午3时，在“航标灯座”遗址边上，渔民把刚从海里捕捞起来的小鱼用竹筐挑来卖给附近村民。晒得黝黑的渔民说，在徐闻这个地方，很多人世代以海为生

　　回顾历史长河，徐闻古港及稍后的黄埔古港长久不衰的辉煌并非偶然。

　　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原始航海活动始于新石器时期，尤其是岭南地区，濒临南海和太平洋，海岸线长，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十多万年前，马坝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距今7000年左右，在沿海繁衍的岭南先民就利用独木舟在近海进行捕捞活动。经过长期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南海之滨的先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据黄启臣研究，距今5000年—3000年期间，岭南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了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并通过海路将中国的商品送往沿海和海外岛屿。

　　尽管尚不成规模，但正是这种生产经验和贸易往来的历史沉淀，促使沿海的先民开启了伟大的航海历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秦朝，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与积累，以及政治繁荣所带来的需求增多，岭南的海上贸易也逐渐繁荣。

　　历史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派遣50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把东南沿海纳入王朝统治。秦灭后，秦将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史学家认为，赵佗的贡献不仅在于按照秦汉制度在岭南推动封建化进程，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开发，并且还大大推进了先秦以来不断发展的海外交通与南海贸易。

　　彼时，汉朝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即要发财，到徐闻)。”

　　广东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岭南璀璨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明。正是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优良的海港、深入内地的河网，使善舟楫之利的岭南先民，很早就远涉重洋，开展对外贸易。

　　这就不难想象，经过漫长的发展、孕育与积累，到了汉代，汉朝使团“赍黄金、杂缯而往”——中国船队已经穿越南海，在印度洋航行，并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外国商使也沿着上述航线，往来交趾等沿海地区。

　　7000年前

　　岭南先民利用独木舟在近海进行捕捞活动

　　物证

　　万岁瓦当

　　徐闻博物馆内，静静地躺着一组汉代遗物，它们是红褐色泥质陶物品，直径仅有14.5厘米，中分四部分，正中为近似小篆的“万岁”二字，两边为云纹。这是1990年出土于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的“万岁瓦当”。这样的万岁瓦当迄今在广东省只有两个地方发现，分别为徐闻和古番禺(广州)。万岁瓦当的发现，显示派驻当地的官员级别之高，被人们视为当地文明史与繁华史的记载。这种繁华或许与徐闻的地理位置有关：中国大陆距东南亚最近的城郭。

　　汉代船模

　　广州地区濒临南海，海岸线长，自古以来，居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就以“善于造舟”闻名于世，自秦汉以来造船业颇为发达。从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船舶模型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窥见广州汉代船舶的基本形制和特点。据《广州汉墓》一书记述，广州曾在12处汉代墓穴中出土过船模，包括西汉中期的木板船模和东汉陶船模。

　　秦代造船遗址

　　广州造船业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代。1974年冬，在广州市区中山四路(原广州市文化局内)发现了一处规模很大的秦代造船工场遗址。该工场可建造长20米—30米、宽6米—8米、载重25吨—30吨的平底木船。

　　参考文献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顾涧清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黄启臣

　　◎《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陈柏坚 黄启臣

　　◎《广东海洋文化》，国家海洋局项目成果，2013年，张开城

　　◎《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荣芳、黄淼章

　　◎《汉港徐闻考古》，2012年，吴凯

　　口述

　　史载最早海上丝路港口当属徐闻

　　口述人：

　　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有多个，比如合浦、徐闻、广州、泉州、宁波等，但史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当属徐闻。”

　　多年来，对于最早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归属，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2000年和2001年，由我和广东省政府参事黄伟宗等带队的考察团先后两次到徐闻县进行田野考察。经过考古、考察遗址和文物及多学科论证，徐闻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

　　徐闻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距海南最近，也是当时距东南亚最近的地方。是次，来自中国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等权威单位的专家80多人，到徐闻参观考察了贵生书院、新挖掘的汉墓群、海上丝路始发港遗址等，对徐闻海上丝路作进一步的论证及对其价值进行全方位的探讨。

　　近年在徐闻古港一带挖掘出大量汉代文物，包括汉砖、瓦片、万岁瓦当、汉代私印等；同时在华丰村一带发现汉墓二百多座及大量汉代物件，尤其是在徐闻“大汉三墩”的西汉航标灯座等古港遗址，确可证明徐闻早在西汉时期，已经是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港。

　　史料对徐闻的记载也不在少数。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徐闻谚”云：“欲拔贫，诣徐闻。”《汉书》又称“自合浦、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的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和“蛮夷贾船”交易的盛况。尤其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使者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今年的斯里兰卡。不仅如此，隶属于黄门的译长在海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创了朝廷委派宦官管理海外贸易、贸易收入纳入皇室宫廷财政的制度先例。徐闻出土的“万岁瓦当”正是其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有力证明。

　　可见，广东的徐闻在汉代已经是中国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和经商致富之地。因此，说徐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实非臆断，确是有根有据。 黄颖川 实习生 周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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