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博尔赫斯讨厌足球 曾称之为“丑陋的美学”

　　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被称为“南美洲的卡夫卡”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奠基人，如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博尔赫斯大街。可是这位阿根廷人却讨厌足球，这是为什么呢？

　　“足球之所以流行” ，博尔赫斯评论到，“是因为愚蠢流行” 。

　　乍一看，这位阿根廷作家对这项“美丽运动”的憎恨，似乎正好代表今天那些不爱看球人士的典型态度，他们懒洋洋的风凉话几乎成了让人听出老茧的抱怨：足球太无聊、平局太多、受不了这帮裁判……

　　没错，博尔赫斯确实曾把足球称为“丑陋的美学” 。他曾经说过：“足球是英格兰犯下的最大罪过。 ”而且据说，他甚至曾经处心积虑地安排了一次演讲，使其与阿根廷1978年首次参加的世界杯比赛在时间上撞车。不过博尔赫斯对足球恨之入骨的根源远不止于美学那么简单，问题还在于球迷文化。他把它与民众对20世纪最恐怖政治运动的魁首们所提供的盲目支持联系了起来。终其一生，博尔赫斯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分子、庇隆主义分子甚至还有反犹太主义分子在阿根廷政坛上粉墨登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于大众化的政治运动与文化——其在阿根廷登峰造极的代表正是足球，怀有强烈的质疑。他曾经这样写到：“ (足球)带有霸权和操纵的味道，我觉得很恐怖。 ”博尔赫斯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因此，他自然会质疑他的同胞们对这些教条主义无条件地顶礼膜拜，哪怕是对他们亲爱的蓝白军团。

　　足球总是与民族主义牵扯不清，这是博尔赫斯反对这项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民族主义只允许肯定，而所有抛弃怀疑、否定的主义都是一种狂热和愚蠢。 ”他如是说。国家队造就了举国狂热，为恬不知耻的政府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以球员为喉舌，以达到使其自身合法化的目的。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贝利的身上。“即便他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了围捕，可还是有印着贝利头球破门的巨型海报张贴出来，附上的口号是：‘现在谁也阻挡不了这个国家’ 。 ”资深体育编辑戴夫·泽林在他的新书《巴西与魔鬼共舞》中写道。各届政府，就像贝利踢球时所处的巴西军事独裁政权一样，能够利用国家队对球迷的亲和力，鼓动招徕大众的支持——博尔赫斯对这项运动害怕并憎恶的原因正在于此。

　　他的短篇小说《存在就要被感知》也许同样可以解释他对足球的憎恨。故事讲到一半时，阿根廷的足球变得不再是一项运动，而成了壮观的景象。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假象占据了上风：对赛事的报道取代了真实的运动。“在录音棚和报社之外这些运动已不复存在！ ”一位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怒道。足球煽动起来的狂热实在太强烈了，以至于支持者们会紧随电视广播里子虚乌有的比赛，而顾不上质疑这样一件事情：

　　那些球场早已被停止了使用，正变得破旧不堪。如今的一切都是在电视和广播中上演。赛事评论员矫揉造作的兴奋表情——难道它从来都没使你怀疑过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假话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场足球赛是在1937年的6月24日。就是自从那一刻起，之后的足球，连同这项运动的所有一切，都沦为了闹剧，表演者是格子间里某一个孤零零的人，或者是电视摄像机前身穿紧身运动装的演员。

　　这部小说回到了博尔赫斯对于大众化运动的不满上： 《存在就要被感知》有力地控诉了媒体起到的帮凶作用：它催生了对足球五体投地的大众文化，并使之有可能被用于蛊惑人心、操纵民意。

　　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人类在感情上需要归属于某种崇高而又具有普遍意义、高乎我们自身的使命。为此有人选择了宗教，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足球。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与这种愿望作斗争，结果却是各种空想或运动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小说《德意志安魂曲》的叙述者成了纳粹，而在《巴比伦彩票》和《国会》中，规模很小、看似无足轻重的组织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了庞大的极权官僚机构，酷刑、焚书，无所不为。我们想跻身于更加崇高的使命之中，这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对这些使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足，抑或是这些使命本来就固有的瑕疵视而不见。然而，诚如《国会》的叙述者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些满嘴说着崇高伟大的人，他们的诱惑往往被证明都言过其实了：“真正重要的是，对于我们的使命，尽管人们不止一次拿它开过玩笑，但却能感受到它真实而隐秘地存在，感受到我们自己与世界的存在。 ”

　　这句话也许正好能贴切地描述出这世上万千大众对于足球的感受吧！沙·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