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研究者：1995年战犯谈罪行时仍号啕大哭(图)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 1995年，杨克林赴日本采访战犯时的合影。前排左起：久保田哲二、高桥哲郎、金源、杨克林、曹红；后排：绵贯好男（左三）、由木柴司（左五），其余为摄制组人员和译员　杨克林　提供

　　本报记者 姜燕

　　杀人、活埋、强奸……今年7月，中央档案馆网站公布45名日本战犯亲笔供述的侵华罪行，累累血债，浸透纸背。

　　1956年，关押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017名日本侵华战犯被免于起诉、释放回国，45名战犯被提起诉讼，处以8-20年徒刑，后陆续释放回国。背着沉重血债和心债的战犯们回国后，深深忏悔自己的罪行，撰写回忆录，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自证侵略史实。

　　1995年，上海民间抗战研究者杨克林，曾赴日本采访十余名战犯。时隔半个世纪，这些战犯谈起当年犯下的滔天大罪，仍然会号啕大哭。

　　日前，杨克林向本报记者披露了当年的珍贵采访视频。

　　战犯前来接机

　　1995年10月1日，东京成田机场。杨克林及妻子曹红、摄影等人走出机场时，两三个七八十岁的日本老者迎上前来。

　　“他们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成员，有会长富永正三、高桥哲郎等人。”杨克林说。中归联是中国政府释放的日本战犯回日本后，于1957年9月成立的民间组织，它站在人道反省立场上，以反对战争、贡献于和平和中日友好为目的。中归联原有1000余人，1995年时已只剩500多人。

　　几个战犯对与杨克林同行的一位中国老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热情和尊敬。“这是当时负责管教他们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先生。”杨克林说。当年，他想到日本采访战犯的口述历史时，辗转找到了已经退休多年的金源，他非常支持杨克林的计划，亲自帮助联络并一同前往日本。

　　“见面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在日本出版的书籍和材料，大都是战犯们揭露自己侵华罪行的回忆录。”杨克林说，这些战犯经过改造，早已认识到当年的罪行，并以能够现身说法，向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人讲述惨无人道的侵华历史感到欣慰，他们认为这是表达忏悔的唯一途径。

　　当晚，富永正三等人在杨克林等下榻的酒店谈到深夜10时以后。除深深反省和忏悔外，还仔细安排了路线，以便让杨克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采访到最多的人。

　　“他们还说，有些战犯也很想到东京来接受采访，但苦于年纪太大，实在跑不动，特地托他们表达歉意。”

　　觉得罪该万死

　　接下来的10天里，杨克林一行在富永正三和高桥哲郎等人的陪同下，采访了10余名日本战犯。

　　“印象最深的是土屋芳雄。”杨克林说，在他的采访登记册页上记录着：

　　土屋芳雄，1911年10月1日出生

　　采访时间：1995年10月7日

　　采访地点：日本山形县上山市青松282号

　　昭和6年12月2日，中国东北公主岭，独立守备步兵1大队3中队

　　昭和9年4月1日，宪兵上等兵，齐齐哈尔宪兵队

　　曾任：宪兵伍长、军曹、曹长、准尉少尉

　　现时：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委员

　　在侵华战争中，他直接和间接杀害的中国人有328名，逮捕、严刑拷问后投入监狱的中国人多达1917人。

　　“他所在的宪兵队屠杀中国人时，有人拍了照片，他当时把照片寄回了日本家里作为炫耀。这些照片都保留下来了，采访时他拿出这些罪证给我们看，忏悔不已。”杨克林说。

　　在土屋芳雄提供的照片中，有被捆住双臂站成一排、等待枪决的中国人，在每一个人头顶上方的空白处，还写上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有一对亲兄弟；还有躺在地上已经被杀害的中国人遗体；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张照片上，成排的中国人被身后的日本兵射击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扬起的尘土令人透过照片也觉得窒息。

　　“他讲到这些照片里的事情时，情绪很激动，老泪纵横，觉得自己真是罪该万死。本来还要继续讲下去，但金源让他不要讲了，怕他年纪大了受不了。”

　　土屋芳雄把这些照片做成展板，讲给社区里的邻居和学校里的学生听，听众都深受教育。土屋芳雄说：“不做这些事情，我心里是不安的，晚上睡不着觉。”

　　忏悔书当遗书

　　土屋芳雄送给杨克林一本他写的《我的忏悔——宪兵少尉土屋芳雄的个人史》，这本书在1987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他在序言中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过。他说：

　　“由于自己的罪过，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残喘于世。”

　　“这样的大罪是无法补偿的。本书，是我的遗书。我堕入地狱之前，我痛切地感到应把这本遗书留在人间。”

　　他在忏悔录中写了自己在战犯管理所时的经历。

　　有一次，他们到抚顺露天矿参观，一位女工、平顶山惨案中的幸存者方素荣讲述了亲人们被日本兵残害的情景。当时她全家八口人中有七人被日本兵杀害，只留下她一人。

　　“听了这些，我们的歉疚之情无法形容。”

　　方素荣说：“每当我看到别人都有双亲、兄弟姐妹，都过着幸福生活时，更加想念死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我永远不能忘记血海深仇，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所犯下的极其残酷的罪行。”

　　她流着泪，呜咽着说完。

　　“我的心似乎已被挖去，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至今我们还是第一次直接听到被害的幸存者活生生的愤怒控诉。她越是压着怒气低着声音讲话，我们越是感到压抑。我们全身在颤抖，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我们全部跪在方女士的面前，深表谢罪。”

　　“我们在南京参观时，有一个人双手着地跪着哭叫着：我就是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罪犯之一。他双眼流着忏悔的泪，向中国人表示谢罪。”

　　“谁都不愿把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其内心深处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可以说，我也是其中之一。”

　　“参加侵略战争的成员，不是集体杀人就是单独杀人，反正都是犯下了杀人罪行的。”

　　得到人道宽待

　　另一名受访战犯鹈野晋一郎，也是此次中央档案馆公布的45名战犯中的一个。他1920年生于日本广岛。1941年4-9月作为日本第39师团第232联队士兵到湖北汉口，其后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联队任职。1945年5月任第232联队设营军官。同年8月被苏军俘虏。

　　“到他家时，已是下午，我们一直谈到晚上，才结束采访。”杨克林说。视频中，鹈野晋一郎除了讲述自己的罪行外，还找出当年的判决书、起诉书和释放证明书，对自己犯下的罪恶忏悔不已，对中国政府的宽大感激涕零。

　　日本战犯先后于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和8月21日分三批接受审判，军法少将王子平检察员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布：“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以下人员免于起诉，立即宽大释放回国。”并念出释放战犯名单。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王永宏，在1995年曾经拍摄过纪录片《人道的宽待》，即审判释放战犯的全过程。杨克林曾于1995年3月20日采访过他。

　　“他说，宣布之后，全场战犯嚎啕大哭，许多人跪在地上，整个礼堂都被哭声淹没了。”

　　许多战犯纷纷举手发言，有人说“我绝不再拿起武器同中国打仗”，话音未落，“我也是”、“我也是”的声音便接连不断响起。

　　内心难解罪责

　　这批战犯回国后，拒绝领取日本政府发给军人的转业费，在他们的想法中，他们参加的是侵略战争，犯下大罪，不应拿补贴。

　　许多人和土屋芳雄一样，撰写回忆录或出书，向外界讲述日军侵华暴行，表达自己的忏悔。在此过程中，得到过不少支持，但也受到右翼分子的污蔑和威胁。

　　土屋芳雄从1969年起，开始写忏悔录。被《朝日新闻》山形分社记者得知后，将他写的文章于1984年3月-1985年4月在《朝日新闻》山形版上，以题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的笔记形式连载。这些记事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从日本各地来的匿名信和明信片多得数不清。有的鼓励他要有勇气，敢于揭露侵华战争的罪行，但也有人对他进行卑劣的中伤和诽谤。

　　中归联编写的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三光》一书，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下，出版历程也十分曲折。第一集在日本出版后即受到了日本极右势力的破坏，第二集未能随着出版。后来，几经周折，才在时隔第一集出版两年后的1984年，由日本晚声社将第一、二集合并，出版了全版的《三光》一书。以至于陪同杨克林采访的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说：“《三光》是在社会上遇到不幸命运的一本书。”

　　被宽大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努力用各种行动忏悔他们的罪过，因为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年老去世，他们发展了一些年轻人，加入到中归联，当时在广岛等地陪杨克林等采访的就是两个新加入者，一个是1955年出生的相扑运动员由木荣司，另一个是1941年出生的摄影记者新井利男。

　　虽然有战犯曾前往中国，寻访被他们杀害的人的家属，甚至一次又一次跪在大雪中乞求原谅，但他们的内心仍然被罪行深深绑缚，认为难求中国人民的谅解。杨克林发现，不少战犯家中，都有中国留学生寄宿，这些学生大只知道他们曾是军人，对隐情一无所知。

　　内心难解歉疚

　　这批战犯回国后，拒绝领取日本政府发给军人的转业费，在他们的想法中，他们参加的是侵略战争，犯下大罪，不应拿补贴。

　　许多人和土屋芳雄一样，撰写回忆录或出书，向外界讲述日军侵华暴行，表达自己的忏悔。在此过程中，得到过不少支持，但也受到右翼分子的污蔑和威胁。

　　土屋芳雄从1969年起，开始写忏悔录。被《朝日新闻》山形分社记者得知后，将他写的文章于1984年3月-1985年4月在《朝日新闻》山形版上，以题为《我的前半生的忏悔录》的笔记形式连载。这些记事刚一发表就引起很大反响。从日本各地来的匿名信和明信片多得数不清。有的鼓励他要有勇气，敢于揭露侵华战争的罪行，但也有人对他进行卑劣的中伤和诽谤。

　　中归联编写的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三光》一书，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阻挠下，出版历程也十分曲折。第一集在日本出版后即受到了日本极右势力的破坏，第二集未能按计划出版。后来，几经周折，才在时隔第一集出版两年后的1984年，由日本晚声社将第一、二集合并，出版了全版的《三光》一书。以至于陪同杨克林采访的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说：“《三光》是在社会上遇到不幸命运的一本书。”

　　被宽大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努力用各种行动忏悔他们的罪过，因为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年老去世，他们发展了一些年轻人，加入到中归联，当时在广岛等地陪杨克林等采访的就是两个新加入者，一个是1955年出生的相扑运动员由木柴司，另一个是1941年出生的摄影记者新井利男。

　　虽然有战犯曾前往中国，寻访被他们杀害的人的家属，甚至一次又一次跪在大雪中乞求原谅，但他们的内心仍然被罪行深深绑缚，认为难求中国人民的谅解。杨克林发现，不少战犯家中，都有中国留学生寄宿，这些学生大多只知道他们曾是军人，对隐情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