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光复垃圾中清理出战士遗骸 手中仍紧握钢枪

　　一、官兵收复长沙城

　　1945年9月6日，一些老长沙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殊日子。

　　李芸青等人回忆：这一天中午，长沙上空飞机隆隆而至，绕城三匝。一小时后，一队共计十多辆汽车，从长沙南门口进城，穿城而过。其时，南门口、黄兴路两旁的商店不但早已悬挂好国旗，店家和住户更纷纷自发燃点鞭炮，人们的笑声欢呼声和鞭炮声同样喜气和响亮。

　　当天，人们看到一位穿着黄呢军装的军官站在徐徐前行的车上，不时向长沙市民点头答礼。李芸青等人认为，这个军官应该就是国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

　　实际上，当天王耀武并未进城，进城的是王耀武手下的第四方面军第18军第118师。

　　就从这天开始，长沙警务警备工作为国军所接收，长沙城市开始清除城市垃圾等日常工作，因为“我们的官兵回来了”。

　　此前，从8月10日晚上开始，长沙市民就已听闻日寇投降的消息，但沦陷区人民盼望的“官兵”却迟迟未进城。

　　一些绝望的日军点燃沿江的军火仓库，夜晚爆炸声不绝于耳，设在黄土岭的汽车仓库也被点燃，汽车轮胎燃烧后弥散的黑烟笼罩长沙城南郊外的上空。长沙城内商店仅中午营业，餐饮小吃摊档生意红火，但须先付钱，且拒绝伪币。

　　城市谣言遍地，人们传言某街某巷又发生了抢劫和仇杀。

　　直到9月6日，国军正式入城那天开始，长沙城市才正式恢复正常的秩序。

　　二、“火车”载我回故乡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抗战胜利，更听闻已收复长沙，流徙在外的人们，想方设法、挈妇将雏，只想插上翅膀飞回长沙，只愿从此就与故园庐墓相伴终老，永不分离。

　　在长沙城区楚怡小学旁长大的吴相湘，当时正随部队工作在浏阳，8月11日日军投降的消息传到浏阳后，他就在鞭炮齐鸣中，等不及汽车，带着一家老小五人，从浏阳步行回长沙。道路上，除了垂头丧气、坐在道旁的日军官兵外，全是步行或坐着轿子赶回长沙城的人们。

　　流亡到更远地方的人们则想着坐船，或者搭车回长沙，可归家的道路却无比漫长。

　　此前，因日寇进攻，湘江船家出于爱国，已主动将船只凿沉江中，湘资沅澧及洞庭湖，早已看不到千帆齐发的盛景，更何况，湘江河道残存无数被炸毁的桥梁残骸，在1936年即已动工修建的长沙铁桥就在抗战期间被炸毁，直到赵恒惕回长沙，提出应当在枯水期清理废桥，才使长沙航道稍显畅通。更主要的是，1945年春夏之间，有2个多月滴雨未下，日本投降后，湘江处于枯水期，船只多半无法上行，因此在光复初期，通过坐船返回长沙，困难较大。

　　在抗战前，湖南省公路通车里程居全国第一。但到了日寇投降，河山光复之初，湖南公路保持完整者，仅仅只有沅(陵)晃(新晃)段和沅(陵)茶(洞)段两段，其余均因抗战而被破坏，道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3个月后，湖南公路局获得第四方面军划拨百余辆汽车和40余辆木炭车，但车况不佳；更何况汽油紧缺，也是一个大问题。在1945年11月前后，陆续有长途客运车辆闯进长沙城，据车上下来的旅客称：从重庆到长沙，他们整整走了18天，最开始他们被告知11天就可以到长沙的。

　　一些流亡到贵阳的长沙人，在报纸上看到由衡阳到武昌，可直通火车，于是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赶到衡阳。火车站告知火车每公里票价10元，从衡阳到长沙需1930元。每天规定只准搭客100人。赶到火车站后，人们看到的“火车”，原来并非用火车机头牵引，而是由一辆去掉轮胎的汽车，拖着两个无篷的车厢在铁轨上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这些“火车”行过满目苍凉的粤汉线，人们看到被破坏的桥梁，以树木代替。从衡阳到长沙的短短路程，这样的“轨道汽车”却行驶一天半，前一天上午7时乘车，第二天中午12时才能到达小吴门。而就是这样的“火车”，却仍然一票难求。

　　长沙光复5个月后，衡阳到武昌线初显贯通。不过由衡阳或武昌乘车，前往长沙的客人，每一车厢都坐得满满的。而由衡阳到武昌、武昌到衡阳，或由长沙往衡阳、长沙往武昌的客人都极少，每天不到十个人。

　　三、满城“瓦砾”建长沙

　　好不容易回到长沙，可长沙城内却是满城废墟瓦砾。

　　长沙城在1938年冬的“文夕大火”中遭到重大破坏，但在此后数年，长沙人始终在焦土上努力建设，长沙城内已重现繁华景象。不料1944年6月长沙沦陷，为了不让日军占据长沙这一战略要点，中美空军对长沙城进行了数次破坏性轰炸，同时残暴的日军为获取燃料，用绳子一头系门框、一头拴在汽车上，将湘春路、沿江大道及南门口一带房屋成片拉垮。长沙不少新建房屋再度损毁一尽。

　　长沙人获得抗战胜利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回到长沙城的长沙人只得抹干泪水，再次在废墟上搭盖房屋，用一颗坚强的心憧憬着未来和平时代的美好生活。

　　四、忠勇将士尸骸搭起崇烈亭

　　长沙光复后，长沙市政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清理城市瓦砾垃圾，防止疫病发生。因为在长沙城市瓦砾堆下，压盖着不少在长沙沦陷时期，与日军进行艰苦巷战的国军士兵和不少忠勇警察的尸体。

　　此前，在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后的一个月内，以汉奸张芝文为首的伪长沙市维持会，已清理出4500具以平民为主体的尸骸，移往城外掩埋。1945年抗战胜利，长沙光复后，重建长沙城的长沙市政府动员市民清理城市垃圾以消除城市尸臭，但因为瓦砾垃圾量过于巨大，最后押解投降的日本工兵，加紧对城市垃圾的清理，结果清理出国军将士及守城长沙警察尸骸，共计2800余具。人们发现，被掘出的尸骸，有的紧握钢枪不放，有的仍紧握手榴弹。这些忠骸令镇守长沙的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沉默不语，下令统一火化。

　　在第四方面军阵亡将士追悼会上，王耀武决定在天心阁旁修建崇烈亭，原长沙市警察局长邓灿如则前往岳麓山警察纪念堂对在长沙保卫战中忠勇殉国的守城警察招魂致祭。

　　五、凯旋门保存抗战胜利的城市记忆

　　长沙这座经历战争创痛的“抗战名城”，在光复后，生活仍然异常困难，加之1945年大旱，让胜利之后的湖南饿殍遍野，“雪上加霜”。

　　但不管代价如何高昂，胜利仍然是值得记忆的。1946年元旦，长沙城内有名的余太华、李文玉等金店，专门为人们打造“胜利戒指”，人们戴上戒指，不止是炫富，更在炫耀我们经过不懈战斗而取得的伟大的抗战胜利。

　　1946年3月1日，在长沙药王街一家名为凯旋门的摄影社正式开业。冲着“凯旋门”三个字，该摄影社门庭若市，人们前往该摄影社拍照据说有一个重要理由——保存抗战胜利的记忆。

　　凯旋门摄影社老板朱振三，原是中山路新华照相馆的伙计，1938年“文夕大火”烧垮了新华照相馆，失业的朱振三邀集原照相馆的同事，在废墟之上搭起临时摄影棚，后努力在司门口与中正路口(今解放西路)的中国内衣公司前楼与同伴设立大明照相馆。1944年春末，朱振三前往广东采购当时较为珍贵的彩色胶卷，当他采购到胶卷返回湖南时，在路途中听到长沙已告沦陷。

　　只身在外的朱振三无家可归，只得逃难到广西全县。在全县他遇到同样逃难的照相馆职员。无以为生的这群苦难的照相馆职员与同样逃难到广西来的蓉光照相馆的老板商量一起前往贵阳开照相馆。贵阳城内于是出现了一家名为“长沙大捷”的照相馆。

　　流浪到贵阳的长沙摄影人异常努力，加之有身在贵阳的湖南人帮衬，以及“无湘不成军”湖南军人遍地的缘故，长沙大捷照相馆竟享誉贵阳。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为纪念抗战胜利，贵阳的长沙大捷照相馆生意爆棚，但朱振三却决定先回长沙，到光复后的长沙再度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家为纪念抗战胜利、长沙光复而设立，且承载着我们城市记忆的有名的“凯旋门”摄影社。文/任大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