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邓小平“北方谈话” 首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福州晚报》刊文指出，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还有一次精彩而重要的“北方谈话”，甚至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

　　首提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而邓小平“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背景，则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个强大的阻力，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固执己见，反对这场讨论。为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1978年，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后没直接返回北京，而是于9月13日至20日视察了东北三省以及唐山和天津等地，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

　　在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明确谈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永远搞下去，基本问题解决就叫彻底解决，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已有的材料看，粉碎“四人帮”后，明确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北方谈话”在党内属于首次，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论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老企业改造、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第三产业等问题，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改革开放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北方谈话”还论及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14日至15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工作汇报时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邓小平通过对当时政治体制的批评，实际上提出了打破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改革任务。邓小平还初步形成了指导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基本思路，即着眼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逐步改革政治体制。

　　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对自己的“北方谈话”进行了一次总结。他对天津市委的领导说：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从实际出发。过去不敢进“禁区”，谁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鼓励懒汉，不独立思考。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管理人员好的也应该待遇高一点，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

　　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

　　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要工作重点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有评论称，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重，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

　　回北京后，邓小平继续阐述要进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主张。10月3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自己代表中共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辞。其中谈到：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他在工会九大的致辞中说：“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地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北方谈话”提法的产生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为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刮起一缕春风。在当时“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没有纠正的情况下，邓小平这样的谈话很难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甚至不能不遇到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以各种形式的反对和封锁。在相当长的时间，并没有“北方谈话”的说法。

　　1997年全国上下掀起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辽宁省在缅怀邓小平关怀辽宁过程中，有人偶然发现：邓小平1978年9月来东北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同1992年南方谈话有着惊人相似之处，完全应当称作“北方谈话”。1998年，一篇《论邓小平二十年前“北方谈话”的伟大意义》论文受到各界肯定，后公开发表。至此，邓小平的“北方谈话”的提法逐渐形成共识。(嘉浩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