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宽甸民团曾在甲午战争中阻击日军 活捉10余人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军一败再败，日军一路烧抢，百姓只能离家逃亡。

　　然而，在1895年二三月间，在清军和日军在营口地区展开决战的时候，却从辽东宽甸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民众合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家门，宽甸在失守两个月后被收复，史称“宽甸大捷”。

　　宽甸记

　　再现“三元里抗英”

　　东陲大地，一座巍峨山峰依偎在古城宽甸的西门之外，远眺如同一把金色的椅子，故称“黄椅山”，如今已经成为森林公园。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这里。进山门上行约500米，左拐，走过一段僻静的乡间小路，来到一个山冈处。这里屹立着一座庄严肃穆的石碑，它是为纪念中日甲午战争“宽甸大捷”而建的纪念碑。这也是甲午战争期间屈指可数的夺回被占土地、赶走日军的胜利。

　　纪念碑于1996年由宽甸满族自治县政府所立，碑文上工整的楷书字迹，勾勒出当年那段宽甸民团与清军一段抗击日军的往事。

　　与我们一同前来寻访的，是原宽甸县志办主任尚振生，也是这块碑碑文的作者。

　　尚振生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宽甸三千民众准备攻打县城的集结地。他们都是在接到救援的“铭牌”后，从附近的乡村赶来。他们从这里出发，将侵略日军一步步赶出宽甸全境。

　　记者站在纪念碑旁，仿佛置身于三千民众之中。大家点着火把，从十里八乡向黄椅山涌来，这是何等的壮观。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前些年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三元里抗英》。

　　回到现实，纪念碑周边格外宁静。

　　细读碑文：“……团烈义勇，战死不降，收复宽甸，血洒疆场，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卫国保土，以弱御强，威武不屈，英雄悲壮，先烈精神，永放光芒。”纪念碑朝仿佛在向世人无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抗争先天基因

　　自治

　　宽甸满族自治县隶属于丹东市，从丹东走高速到宽甸，我们只用了一个多小时。120年前，日军从凤城向宽甸发起进攻时却没有这么便利，一路连绵起伏的群山延缓了他们进攻的脚步。而一个个山头上，还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像狩猎一样在等待着日军自投罗网。

　　尚振生首先从当地的历史给我们讲起。

　　宽甸民众大多数是从关内来的移民。清光绪初年，山东连年旱蝗灾害，赤地千里，饥饿的农民背井离乡，奔走到山海关外谋生。尽管宽甸地区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用柳条编织一条边界，不允许有人私自闯入，但移民为了求生，还是私闯禁地。“龙兴之地”内并无政府管辖，随着闯入的人越来越多，匪患也出现了，当地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记者查阅资料得知，1877年清政府才在宽甸建立县衙。

　　到甲午战争开始前，宽甸地区民众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自治管理体系。他们以同乡为纽带，组织乡勇，遇到匪患通过传递铭牌的方式相互告知，共同支援，对抗匪患。这种互助形式有效维护了当地治安，有了“民团”的雏形。

　　尚振生说，正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宽甸民众才能在民族危亡时迅速组织起来，抗击日军。

　　合力阻击日军

　　民团

　　1894年10月26日，日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战火很快烧到宽甸境内，各乡民众纷纷自发成立了卫国保家、抗倭御侮的民团组织。尚振生说，宽甸民团虽属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但受地方官吏直接指挥。

　　民团被编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大团，团下以村、牌为单位，设若干分团，多则两千余人，少则数百人。每团皆配有大刀与红缨枪，并各有五六支“大抬杆”，即火药枪，白天扼守要道寨口，夜晚亮起火把。如一方遇敌，速发号令，四方相助。其中，宽甸县仁字团声势最大。“仁”字团练长蒋天福，为人刚正不阿，有胆有识，深孚众望。青年时，蒋天福练过武功，精骑射，懂战法。尤其善于使用当时重要武器——抬枪，故其外号为“蒋大抬杆”。

　　据《宽甸县志》记载：11月27日，有日军一队近百名由永甸进犯宽甸，当走到城南罄岭时，遭到蒋福天所率民团阻击。当场打死打伤日军10余名，余者狼狈逃回。被抬枪击中就烂，不好医治，日军第一次尝到“抬枪”的厉害，怕得要死。两天后，日军绕道进攻县城，进犯到城南一座庙时，又遭到楚文彦所率民团的迎头痛击，7名日军被击毙，小头目广田甚吉也被生擒。12月初，日军改变进犯方向，由凤城方向进攻宽甸，行至甬子沟、大水沟时，遭到早在此处设伏的蒋天福、杨士林所率领的千余名民团会勇的袭击。这次战斗打死日军10余名，日军仓皇逃跑。

　　军民取胜之道

　　团结

　　在宽甸，日军遭遇了此前未曾有过的民众激烈抵抗。

　　尚振生说，日军3次进攻宽甸接连败北，恼羞成怒，于12月中旬由安东（今丹东）、凤城各抽调一部大举进犯。攻下县城后，日军把财物抢掠一空，然后放火焚毁，到处捕杀抗日民众，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情绪。

　　据《宽甸县志》记载：1895年2月26日，日军出城骚扰，在葡萄架岭、三道沟地方被定边军林营袭击，败回县城。定边军和民团尾追不放，日军入城后立即将东、西两门堵死，上城墙列队，发现城西门外黄椅山山腰处民众越集越多。激昂的号声和呐喊声令日军惊骇不已。定边军和民团在林管带和蒋天福指挥下，奋击日军。日军受重创，死伤惨重，残部弃守县城向城南丁家趟子逃窜，林营和民团随后追击。战后第二天，乡民和民团在地窖、草垛内还活捉10余名日军。

　　这场战斗，打死日军六七十人，活捉10余人，史称宽甸大捷。

　　宽甸大捷，并未使清政府从战术、战法上进行总结反思。尚振生说，甲午战争后期的抗日游击战，只是初步展示了威力，如果战争持续下去，肯定会创造出更多惊人的战绩。那样的话，历史也许会被重新改写。

　　重设英雄牌位

　　纪念

　　宽甸大捷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日信心。

　　1895年3月5日，宽甸军民约六七百人，向香炉沟发起进攻。香炉沟在县城西南，地势险要，日军设粮站于此。日军得知宽甸军民进攻后，把主力撤到镇外，埋伏在山林中。宽甸军民遭遇突袭，哨官王廷选、哨长戴权福等41人和民团首领杨士林及30名会勇阵亡。日军深恐宽甸军民再次来攻，当夜仓皇逃往凤城。

　　3月9日，宽甸军民又向香炉沟北红铜沟驻地发起进攻，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连夜逃窜，于3月14日退守安东和九连城。至此，宽甸军民肃清全境之敌。

　　尚振生说，如果没有民众积极参与，清军不可能打败日军。甲午战争结束后，民团首领杨士林等31位民众为国阵亡的事迹转奏朝廷，清政府恩准建忠义寺作为纪念。1897年，县衙于宽甸县城内城隍庙东侧建殿房三间，将31名平民英烈牌位排放其内，每年由省库发给祭银七十两，作为秋季祭丰之用。这也是清政府唯一一次为甲午战争中抗日平民设立牌位。

　　忠义寺毁于辛亥革命后，民众牌位也没了踪迹，1947年城隍庙被毁。尚振生说，民众抗日的英勇行为不应淹没在历史中，希望能在纪念碑旁重修忠义寺，把民族英雄的牌位重新摆上。

　　本报记者 周贤忠 伏桂明 佟丽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