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不承认自己是“大师”：现在没有大师(图)

　　汤一介，1927年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2014年9月９日去世。

　　印 象

　　斯人已逝 风范永存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同志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逝世，享年87岁。

　　就在今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北京大学考察，其中一项重要行程就是拜访国学大师汤一介。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会见过程，87岁的汤老伫立门前等候，习近平快步迎上与其握手；谈话间，习近平向其询问了《儒藏》的编纂情况，并赞扬其为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临别时，习近平牵着老先生的手出门，全程给予了极高的礼遇。

　　汤一介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从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到《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汤一介通常被外界看作北大哲学系的“头牌”。但他并不愿以“哲学家”或“国学大师”而自居。“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间，只有马、恩、列、毛这样的领袖才能称为哲学家，而我们只是一名普通的哲学工作者。上一代人有着深厚的国学基础，对四书五经都是能背诵的。而我们这一代没有打好国学的底子，又没有那么长的留学经历，先天后天营养都不足，所以我想大概我也很难成为一个哲学家。”汤一介做了“哲学工作者”，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宣传员”。

　　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著名的学者，汤一介的一生映衬着中国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沉浮。他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历次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了”，但他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了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活力。甚至在76岁高龄之时，还发起并主持了《儒藏》工程。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阐述尤为精到，他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题。

　　今年6月底，《儒藏》精华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身负重病的汤一介坐着轮椅，在家人的搀扶下依然出席了这场发布会，“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儒藏》编纂）工程来尽我的力……我必须继续努力，来把全本完成。”汤一介在发布会上说。

　　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汤一介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不以含饴弄孙为乐，不以金钱、名誉、地位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生于天津，少年展露哲学天赋

　　汤一介祖籍湖北，1927年生于天津。

　　汤氏一族是湖北黄梅的诗书之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后就读于清华学堂、美国明尼苏达州汉姆大学和哈佛研究院。1922年，他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哲学系。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延揽人才，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汤用彤亲自担任。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一年，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身怀六甲。此前，汤夫人已育有一子汤一雄和一女汤一梅。1927年2月16日，春节过后，汤一介出生。父亲为他取名“一介”，除了按汤氏家族这一代子孙的名字全部为“一”字排序外，更希望儿子一生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视读书为本分”的家风。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他的家人也随之前往。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他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终结，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父亲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但对子女的教育却是身教多过言传，且没有过多地逼迫孩子们去读书。汤一介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时说：“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另外他是一个平和的人，很少与人发生矛盾，受他影响，我也很少与人发生矛盾。比如对曾批判过我的人，我并没有认为他是不好的人。”

　　天资聪颖的汤一介受父亲影响，早在读高中时便思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撰写了《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展露哲学家天赋的文章。“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光的人。

　　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最终还是选了哲学系。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

　　把枯燥的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个人学术生涯的春天。“从事哲学工作首先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否则，哲学就变成了死哲学。”在很多人心灵滞塞、头脑僵固的时候，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决心要突出重围，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多年后，汤一介回忆当时如饥似渴的研究情形，禁不住感叹：“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女人裹过小脚，再把脚放大一样。”

　　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以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他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采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他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汤一介分析这门课受欢迎的原因，“我努力把教学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汤一介提出，唯心的并不都是错误和反动的，有些推动历史进程的观点也是唯心主义者提出的。此书虽没有完全摆脱唯心唯物论的束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算是破冰的研究。

　　用“和而不同”批判“文明冲突论”

　　汤一介曾于1983年赴美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海外学者。“我看了他们的科研材料，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从那时开始，我就思索着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就在那一年，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清晰、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高潮。

　　商业浪潮滚滚袭来，世界开始变成“扁平”。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立即对此予以批评和回应。早已习惯“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问题”的汤一介，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指出：中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那么，不同观念、背景下的文化共处如何实现？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不排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汤一介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只有走出去，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曾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在纽约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汉堡第十九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美国圣迭戈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等众多哲学会议上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并受邀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香港新亚书院、德国、荷兰等地交流讲学。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的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意识。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不写那些违心的、应景的和教条式的论文，取而代之的是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研究成果。

　　不承认自己是“大师”

　　2010年，北大儒学研究院揭牌成立，汤一介又挑起重担，出任首任院长。他认为哲学家要关注到现实社会有哪些重要问题要解决，“我们现在对各种学科的解释用的是西方的解释学，能不能作出一个中国解释学的框架，这是迫切需要的。根据中国现实的情况，我们既然有儒家传统，又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整合起来解决中国自己存在的问题。”

　　在汤一介家中，四壁皆为书架。他说自己另外还有四个地方存放书籍，两个是办公室，一个是租的房子，此外还买了一个房子专门用来装书。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5万册藏书，包括父亲汤用彤先生留下的全部书刊、手稿和照片一并捐赠给了北大。

　　“哲学是干什么的？我想哲学就是要能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样才可以有新思想。当然，我不敢自称是哲学家，但我很关注哲学问题。”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他始终记得父亲汤用彤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他的一生也都在以此为准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晚年的汤一介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汤一介与《儒藏》编撰

　　编纂《儒藏》是汤一介的夙愿，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曾提出这一课题。“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家，现在有《佛藏》《道藏》，但一直没有《儒藏》。明清两代学者都提出过要编《儒藏》，但工程太大，都没能实行。明朝做了《永乐大典》，清朝做了《四库全书》，已经很了不起。中华民族要复兴，从儒释道三家讲，儒学在历史上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应该做的时候了。”

　　2002年，北京大学提出《儒藏》（儒家著作的总汇）编撰课题。第二年，作为教育部的重大项目，《儒藏》编撰正式启动，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近四百名学者参与了这一工程。汤一介受命出任《儒藏》编纂工作首席专家，这一年他76岁。

　　“后来我想，光因历史上没有《儒藏》，就来编一部《儒藏》虽也是一个理由，但是更深层的理由，是儒家思想里有相当多的对我国今后发展很有意义的思想资源，我想给大家准备一套材料，让大家来研究它。”汤一介说，还有一个让他必须要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出于中国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佛藏》从宋朝起一直到现在，至少编了二十多种，但现在通用的是日本人编的《大正藏》。所以我们应该编出一本让世界通用的《儒藏》。”

　　《儒藏》编纂工程涉及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专业领域，真正能深入进去做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2004年，汤一介患肝硬化，病情反复不定。妻子乐黛云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没有停止工作，一向谦逊低调的大师，此时竟也说出豪言壮语：“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说出来，更加重了《儒藏》的分量。

　　汤一介本来希望到2015年《儒藏》330本能全部出齐，但编撰工作难度太大，速度还是偏慢。“有些我可以做的做，有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要首先保证质量，慢就慢一点，一个不合格的稿子也不放过。”他想在自己90岁的时候，也就是2017年完成这项工作，但这最后的心愿并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也让这位大师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文 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