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开放灵堂 吊唁汤一介(图)

　　昨天一早，北青报记者随引导讣告沿未名湖一路向北，便看到新建不久的人文学苑。令人意外的是，汤先生的灵堂并未设置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而是选择了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而这里距离先生生前的办公室仅有百米之遥。灵堂正中摆放着汤先生的遗像，两侧则整齐地码放着汤先生一生的全部重要著作，包括《中国儒学史》、《汤一介集》和《儒藏》，供前来的亲朋好友凭吊这位为哲学事业倾注毕生心血的老人。不时有老人红着眼睛，从灵堂掩面而出。

　　“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一只已经先飞走了”

　　遗像两旁挂有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题写的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1985年，王博走进北大哲学系，成为了汤一介先生的学生，师从先生近三十年，这副挽联是王博对先生学术的理解，上联讲先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儒释道三教全部展开，并不局限于某一家。下联则是对先生中西维度的赞扬，“他是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王博感慨地说。

　　上午9点，吊唁还没有正式开始，汤一介先生的夫人、北大教授、著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乐黛云来到灵堂，她身穿黑色套装，面色凝重。一位是哲学泰斗，一位是比较文学的拓荒者，自1952年结婚，在60多年的岁月中，汤一介与乐黛云一直风雨相伴。

　　乐黛云会为汤一介写下吃药的时间表，汤一介也会把乐黛云爱吃的零食放在方便拿取的柜子里，两位老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时，汤一介还会揪着乐黛云的衣服，生怕患有腿疾的乐黛云跌倒。几年前，太白文艺出版社曾出版随笔集《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其中一半是汤一介的文章，一半是乐黛云的文章。如今，“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一只已经先行飞走了。

　　相濡以沫几十载，面对丈夫的离去，乐黛云看上去很平静，反而在安慰来访的亲友。昨天，她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到灵堂，三鞠躬之后却泣不成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离开灵堂。乐黛云离开后，她的家人送来一张古典音乐光盘，灵堂里的哀乐随即换成古典音乐，缓缓流淌。“汤先生是很喜欢古典音乐的。”王博回忆说。

　　“67年前的老室友就剩两个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十几岁的汤一介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先是在一所县立中学就读，后来转到西南联大附中，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跟不上”，只好复读初一，初二时因为物理、数学不及格，汤一介只好留级。那时，班上同学都比他小，这让处在青春期的汤一介十分不自在，下半学期就“逃”回了昆明。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他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第二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67年前的老室友，当年一共7个人，现在就剩下两个了”。昨天，在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的灵堂外，杜光老人久久不语。杜光老人是汤一介先生的老同学，67年前与汤先生等一共7人是同寝室的同学，“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杜光老人说，往事历历在目，他失去了一个很有成就的老同学。“一介书生，胸怀经纶，功在国学，遗风永存。”杜光老人提笔写下一副挽联。

　　“做汤先生的学生很幸福”

　　除了同事，昨天前来吊唁的人中，最多的就是汤一介先生的学生。

　　上午10时，78岁的孙月才先生在夫人的陪伴下来到人文学苑1号楼。老人身着黑衣，神情肃穆，三鞠躬之后转身，取出纸巾，摘下眼镜，擦拭泪水。孙月才先生是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50年前，他是在北大攻读外国哲学史的研究生，虽然不是受教于汤一介先生，但一直奉先生为老师，“国学的巨大损失啊！”从北大毕业后，孙月才老人在上海工作。上世纪90年代，他和汤老师曾在上海很多国际文化会议上遇到过。他曾有一次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为汤老师和另一位老师拍了照片，“我没有把照片寄给汤老师，很遗憾。”

　　孙月才老人记得，汤老师虽然学术成就很高，但从不自称哲学家。谦虚谨慎也是雷立柏对汤老师的印象，这位来华近20年的奥地利人在1996年成为汤一介先生的学生，也是汤先生唯一一位西方籍的博士生，“当我听到老师说‘我知道我不如我的父亲’时，我心里很难受，他是个谦虚的人。”雷立柏还曾邀请汤先生为他的新书写序，书中有些观点是对中国文化的批评，汤先生说“没有关系，只要是你真实的思想将可以。”这令他非常感动。

　　汤一介先生对小辈的宽容和照顾让多位学生记忆犹新。俞菁慧是汤先生2009级的学生，在她博士生面试之后，汤先生就为了她做了四年学习生涯的规划。“做汤先生的学生很幸福。”俞菁慧感慨地说。

　　文/本报记者 董鑫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