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评甲午战争前的中国：只有资本 没有资本主义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知识阶层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走得曲折蜿蜒。

　　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国探索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现代文明冲击带给中国知识阶层的震撼难以掩饰,把西方科技作为一种国体修补的“中体西用”,最终让中国知识阶层难以跳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

　　但正如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所说过的:“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

　　受排挤的变革思潮

　　19世纪70年代,距离甲午战争还有20年的时间,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张謇还是一介书生,供职于大清朝淮军“庆字营”旗下,与袁世凯成了“同事”。

　　这让张謇有机会在甲午战争前和日本有正面接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庆字营”奉命支援朝鲜平定叛乱,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军赴汉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的研究显示,“早在19世纪70年代,张謇已开始接触日本。”

　　作为晚清时期对国势、政体的反思者,张謇初次接触日本就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强大是因为日本有自由资本主义,中国应该以实业救国,不能再搞国家资本主义,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　　

　　张謇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前辈”魏源、梁廷枏的笔下早有涉及。

　　19世纪40年代初,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痛楚,多数士大夫们仍在“天朝上国”的梦中游荡,极少数反思者开始警醒。

　　1841年5月,被革职的林则徐离开广东时,与岭南学者梁廷枏在码头依依惜别。看着林则徐的背影,梁廷枏倍感惆怅,决意以笔为剑。为让国人明白列强之“强”究竟强在何处,他开始撰写《海国四说》。

　　与此同时,受林则徐之托,魏源也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广搜资料,编写《海国图志》。在书中,魏源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不仅应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

　　魏源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不过,魏源没有像梁廷枏一样洞察到民主法治的重要性,梁廷枏把西方列强之“强”的根源追究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

　　20年后,斌椿的《乘槎笔记》问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洲及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

　　1866年,63岁的斌椿受命偕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专程游历欧洲。到欧洲后,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这一切给这位从东方古老封建国家来的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海国图志》到《乘槎笔记》,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冲破了两千年来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诞的西方世界有了直接接触,开始面对世界现实和了解西方的工业文明。

　　变革思潮仅是在极少数学者中蔓延,多数知识阶层仍在“沉睡”。比如,梁廷枏的思想在当时过于超前,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太开放、太宽容,《海国四说》一面世就受到社会的攻击。

　　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同样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被后来的洋务派推为发展技术的一句口号。

　　没有说清楚中国该往哪里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精英权力圈的“李鸿章”们开始探索“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洋务运动拉开序幕。

　　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在研究者马勇看来,自卑中的中国独善其身,确实有所发展,不过,这些精英们后来亢奋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资本全部都在官办企业,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红顶商人”。用马勇的话说就是:“我们只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

　　在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权臣的亲力亲为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迅速创办、发展,而且个个都是官办企业。

　　“这种国有经济有一个好处,就是发展速度确实快。”马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1871年,洋务运动发展到第11年时,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底气就不一样了。日本人指手画脚:“你们不搞自由经济体制可能是不好的,资本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李鸿章以“你们做得好,但怎么没我们这个经济力量”还击。

　　马勇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发现一个问题,“统治者在前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没有把目标讲明白。”

　　19世纪中后期,“西学中源”成为洋务派的时代思潮。郭嵩焘、曾纪泽、张自牧、郑观应、陈炽、薛福成等大抵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无不持“西学中源”说。

　　“那时的统治者只讲了‘中体西用’,但没讲最后要通往的是哪里。”马勇说,在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国度里,如果一上来就讲全盘西化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里,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比重是在不断调整的。19世纪60年代是学技术,19世纪70年代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体制。“这就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再不按照《万国公法》走,就没法和其他国家打交道。”马勇解释说。

　　但清政府没有说明中国应该如何走,知识阶层也对此很模糊。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还在坚守老路。就像张之洞1898年春天在《劝学篇》中讲的那样:“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人发现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近代工业革命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所以日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脱亚入欧”。

　　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制度变革,搞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带来了和中国不一样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才二十几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有六千家合乎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

　　“甲午战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文化不行。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它使中国人的心理出了大问题。”马勇说。

　　在研究甲午战败时,马勇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马勇说:“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集体无意识转向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时常半夜起身,捶着胸脯,悲切得哭不出声音。

　　在壮烈殉国的北洋水师英雄里,既有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和英国留学读书时的同学,又有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的学生。

　　严复的长子严璩曾这样形容说:“甲午战争中国大败,父亲大受刺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严复沉痛反思,从此专注翻译著述。

　　不出几个月,严复就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完成,而后又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

　　甲午战火完全烧醒了严复,甲午后一年,郑孝胥记下了见到严复时的形象:“幼陵已留须,尚不甚摧颓。”

　　近一年的写作和译述,严复开始从过去的颓废状态里走了出来。

　　严复由一个海军总教头转身为启蒙思想家,将甲午战败归结为“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上,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人民皆奴隶,自然没有主人翁精神,与民主国家相战斗,无异于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道德上人心浇薄自私,军队将领腐败,私卖军火,贪污军饷,临阵互不接应,各顾其私。顽疾尚在学问上,民智低下,不足自存于物竞之际；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

　　严复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其实就是在检讨洋务运动路线。在《救亡决论》中,他提出中国要救亡就必须彻底学习西学。

　　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也意识到中国国势衰弱这一急迫的问题。所以,严复总结道:“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　　

　　以康、梁、谭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但他们在认识中国的时候,着眼点已从单纯的国家机器转到了国家的主体——国民。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申报》有人著文《论和后事宜》,提出仿效西法“许民间自设厂局制造轮船机器”,“兴农务教种植广开垦”,“专设西学堂”等建议。

　　5天后,又有人提出“中华被动弊变法必先以学校为本”,提出办学校、育人才以求自强的建议。还有的文章则小心翼翼地提出“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希望当道“博采舆论以定可否”使上下一心。

　　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马勇认为,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马勇说,当30年洋务运动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知识分子跳不出的“框框”

　　甲午战败让清政府近代化的尝试“归零”,尽管严复坚持中国的近代化应效法西方,但是戊戌后清政府以日本为榜样的改革取向已经十分明显。

　　“泱泱天朝”大清被“东夷小邦”日本打败,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日本,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场知识阶层学习日本的热潮。

　　尤其是在教育上,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会奏《复议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学日本。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留学生。此后,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在1902年以后快速增加,1905年达8000余人。

　　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张百熙任管学大臣,他是个推崇日本教育的汉族官员。

　　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进行考察。从大学堂到小学校,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赵建民统计,吴汝纶一行仅在东京访问过的学校多达25所以上。

　　为了学习学校制度,吴汝纶等人在文部省从9月10日至10月7日将近一个月内参加了19次“特别讲演”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

　　根据吴汝纶的考察,张百熙基本上照搬日本的学制体系,创立了“中国版”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壬寅—癸卯学制”。

　　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建立湖北幼儿园。在此之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湖北幼儿园是仿日本的教育体系设立,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保姆前来经办,并由户野美知惠担任湖北幼儿园园长,主持园务工作,且拟订《湖北幼儿园开办章程》。

　　该《章程》无论是幼儿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公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在幼儿教学中设“日语”,连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

　　赵建民认为,尽管“壬寅—癸卯学制”照搬日本的学制体系,但并没有建立起日本那样的近代教育体系。指导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刻板和教条的弊病。

　　甲午战争,中国亲自领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战争,中国目睹了日本的强大。这两次大战带给中国人极大的心灵震撼,于是,“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划分”,价值的评价和考虑是非的标准彻底转变了。

　　吴汝纶的赴日考察,正如他自己所说:“东来三月,考览日本学制,未能得其精奥。”究其原因,赵建民认为,关键是其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体制形成的冲突,致使像他这样一个力主进行教育改革的人也跳不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

　　这也是当时困顿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框框”。如今,在马勇看来,知识界应该有一种担当,在人类文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精英提供思想资源、学术资源推动国家发展,走出历史悲情意识。

　　正如已逝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所说过的:“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