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记者忆周总理：注重仪表 曾赞扬报道及时

　　1968年，23岁的我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时政记者后，几乎每个星期都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常常聆听到他的谆谆教诲。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自己平凡的一生中，能够见到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把我送到他老人家身边。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周总理活动的新闻稿件，一般都要经过他本人亲自过目。在频繁的送审稿件中，周总理对我这个年轻人有批评、有表扬。这些表扬和批评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广播电台的报道很及时嘛”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未建交国家。采访报道尼克松访华期间的活动，有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尼克松抵达北京的稿件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抢发，出现了播出内容“超前”的情况。当时国际台没有采访重大国事新闻的记者名额，中央台的时政记者负责为本台和国际台两台发稿。当时中央台和国际台都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广播大楼办公，中央台新闻编辑部和国际台负责发国内时政消息的新闻编辑部都在西侧二层办公，两家的办公室斜对门。为工作方便，两个部门的电话是串机的，打一个号码，两个部门都能接听。2月21日中午11点30分，尼克松的专机经停上海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姬鹏飞外长等到机场迎接。我把提前写好的未定稿同时交给两个编辑部，当我打电话说“尼克松抵达北京的稿件已审定可发”后，国际台立即就安排播出了，结果当播到“欢迎仪式正在进行”时，机场停机坪上的专机机舱门才刚刚打开，首都机场的欢迎仪式还没有开始。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按预定计划在中午12点播出的，和现场情况正好吻合。不过，小小的细节疏忽并没有影响大局，国际台的稿件播发后，国际上各大媒体迅速转发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新闻。尽管如此，当时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出现这个小差错，毕竟和我没交代清楚有关系。没想到，第二天周总理见到我们记者时，显得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广播电台的报道很及时嘛，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好嘛！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周总理是不知道出现了这个小疏忽，还是知道了觉得“瑕不掩瑜”。总之，我们的报道得到了总理的表扬。

　　“你们和记者都是工作人员嘛”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国宴是没有记者席位的，同时由于赶稿的原因，记者经常饿肚子。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审查新闻稿件时，得知记者还没有吃饭，便对外交部的同志说：“你们和记者都是工作人员嘛，你们可以参加宴会，为什么记者就没有饭吃？”从此，国宴上就开始有了专门的记者席位，我当时政记者时就开始享受这个待遇了。外国使馆根据对等原则，在为他们的领导人举行答谢宴会时，也开始正式邀请中国记者参加。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时，向每位应邀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员赠送一个杯子和由他本人签名的、很精致的有机玻璃纪念卡。我有幸作为应邀参加宴会的时政记者获得了这份礼物，并一直珍藏着。

　　“这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

　　时政记者的工作环境，决定了对他的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服装整洁，举止端庄，谦虚谨慎，彬彬有礼，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因为，在同外国友人接触中，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周总理一直很重视仪表。他不光自己注意，对周围的同志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一位同志挽着裤腿和袖口去了。周总理批评她说：“这里不是自己家里！”这位女同志从此改掉了这个毛病。光是因为没刮胡子，我就挨过周总理几次批评。他说：“这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到现在，每天必刮胡子的习惯我一直坚持着。

　　“郭老的呢？”

　　采访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为了准确无误，记者都要在发稿前送审。每个领导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稿习惯。周总理审稿，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甚至包括标点符号，并且每次给我审阅广播稿件时，都会习惯地看一下手表，看能不能赶上当天晚上8点开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有一次周总理会见了一个来访的外国党政代表团。我在新闻稿件中写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会见了来访的……”周总理看后对我说：“人家是外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不是也该写上党内的职务？”于是我赶快改写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会见了来访的……”周总理看了修改稿件后，再次对我提出批评说：“为什么你只写上了我的党内职务？郭老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改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前加上“中共中央委员”。

　　“要在消息中点出他们的国家”

　　1970年3月18日，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受美国支持，在柬埔寨发动了军事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亲王。当时，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结束对法国的访问后正在苏联访问，他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从莫斯科来到北京。3月l9日早晨，我们接到外交部通知：“今天上午11点15分，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抵京。”因为这是个突发事件，我既不清楚这次事件的背景，又不了解我国政府的态度，不知如何报道。为了早点弄清情况，我不到10点就赶到了首都机场，只见周总理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他当即指示我们：“我们仍按国家元首的身份迎接他。”并要求我们马上写稿，尽快播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很快拟了一条“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达北京”的消息稿，趁飞机还没有落地，送周总理原则审定。周总理看得很认真，当他看到末尾一句“到机场迎接的还有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时，对我说：“这不行，一会儿你们看一看，如果使节来得比较多，要在消息中点出他们的国家，以表明这些国家对亲王的支持。”我问周总理，能否按照周总理原则审定的这个消息框架和指示精神，等我们将事实核准后就发稿，周总理表示同意。但当周总理在飞机舷梯旁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时，看到现场还有几十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又担心有误，指示我再随车到钓鱼台国宾馆———他要对消息稿做最后审定。在现场，外交部礼宾司韩叙同志对业务非常熟悉：竟然一个不差地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了41位使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我跟着韩叙同志一一记下这些国家的名称，并且随车队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当周总理最后审定稿件时，已经是12点29分，我立即打电话通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这条被国内外瞩目的消息在12点30分的新闻节目中作为刚刚收到的消息插播了出去。这条新闻以最快的速度首次向外界表明了我国政府对柬埔寨局势的立场，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你今天出了个好主意”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外事新闻比较简单，领导人的讲话一般不发表，但对政治口径要求很严。当时大部分外事新闻，特别是周总理自己的外事活动报道，都由他本人把关。消息中形容他同外宾谈话的气氛，是“友好”、是“亲切友好”、是“同志式的”、是“无拘无束的”还是“坦率的”，他都要斟酌一番才定。1972年10月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东大厅会见由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主席爱德华·默里和副主席阿瑟·德克率领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访华代表团，谈话一直持续到8日凌晨。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不久，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中美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周总理这天晚上显得特别兴奋，他谈笑风生，同美国客人的谈话涉及各个方面。草拟消息稿时，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次会见，我有点儿拿不准，反复考虑后，只好先写上“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尽管谈了好几个小时，周总理仍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后，问我们今天的消息怎么发？我迅速把消息稿送上。总理拿起一支铅笔，把消息稿放在茶几上。刚看完导语，周总理就提出了意见，他说：“怎么写我一个人见呢？我们是集体会见嘛！我是同朱穆之、鲁瑛、章文晋和彭华同志一起会见他们嘛，改一改。”我趴在茶几上，按照总理的要求把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和新闻司司长彭华的名字写到了周总理之后。周总理看到形容气氛用的是“友好”二字，有点儿不满意，当即用笔划掉，略加思考后，将“友好”改成了“坦率”。我看周总理那么高兴，就大着胆子说：“坦率”二字一般用在有分歧的两国政府的会谈或会见中，这些人都是美国新闻界人士，谈得又不错，恐怕用“坦率”不太好，可能还会引起一些误会。周总理听后没说什么，提笔将“坦率”二字划掉了。周总理稍停片刻后，突然问我说：“你说用什么好呢？”我一时不知从哪儿来的灵感，马上回答说：“干脆客观报道，用‘长时间’吧。”周总理看了看表，笑着说：“你今天出了个好主意。”于是他满意地将“坦率”改成了“长时间”三个字。周总理看到最后一段是参加会见的中方人员名单，便问：“怎么没有你们两人的名字？”(另一位是指新华社女记者任红福)我说，记者名字不见报，记者是来采访的，不是参加会见。周总理说：“今天我见的是美国新闻界人士，你们也是新闻界的嘛。”他转身对朱穆之说：“你把他们的名字写上。”就这样，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刘振英简介

　　刘振英，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5年8月出生，河南永城人。1966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任编辑、记者，时政组组长，时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兼时政部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广播学会常务副会长。中组部确认的党员专家，享受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津贴。1994年获得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荣誉———范长江新闻奖。

　　从事新闻工作40余年来，刘振英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活动的报道，是新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刘振英随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访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