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曾有日本人提出“并吞中国”(图)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李熙见局势难以收拾，便向宗主国中国发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得知这一消息，日本异常兴奋。

　　日本不甘于岛国之境久矣。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十年，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看出，日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只有入侵亚洲国家，才能把失之于西方的损失补回来。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藩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这一理论被称为“补偿论”。

　　吉田松阴的许多学生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日后都成为倒幕维新的中坚力量。这些主宰日本走向的风云人物，接过了吉田松阴的衣钵。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补偿论”又幻化出“海外雄飞论”、“大陆政策”等一系列军国主义理论。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思想根源。

　　朝鲜半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被日本看做染指中原的天然跳板。16世纪，丰臣秀吉曾两度率兵攻打朝鲜。这两次征韩虽然都铩羽而归，但日本鲸吞朝鲜的野心一直没有停止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胃口。此时，日本又一次把朝鲜看做必争之地。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就曾感慨：“（朝鲜）倘被他人先占，国事休矣。”然而，如何才能染指朝鲜，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清军入境戡乱，给了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885年，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

　　这一回，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栽在谙熟国际法的伊藤博文手上。《天津会议专条》中对于何谓“重大事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李鸿章绝想不到，10年后日本就是凭着这项条款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

　　1894年5月，清兵尚未进入朝鲜，日本驻朝公使就曾提醒朝方，如果中国军队入朝，须按“乙酉约知照”。此时，日本搬出《天津会议专条》，意图已昭然若揭，一俟中国出兵，日本军队就会不请自来。然而，这样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足够重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竟然向李鸿章报告：“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6月9日夜，就在清军进入朝鲜的几天后，一支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一天后，这支部队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进入朝鲜首都汉城。直到此时，袁世凯仍在电报中说：“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

　　就在中日两国军队全都抵达朝鲜后，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出人意料地达成了停战协议。按理说，东学党起义既已平息，中日两国就该退兵了。可就在清政府电令统帅叶志超准备回国时，日本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7月中旬，日本驻朝兵力已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反处于劣势。

　　事实上，日本早已铁了心要与中国开战。此时日本海军已改为战时体制，并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与中国断交、驱逐中国军队。

　　深知中国军队不堪战的李鸿章，曾极力游说俄国出面劝日本罢兵。正在谋求向南扩张的俄国，的确不愿意看到朝鲜落入日本之手。6月底，俄国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再与中国在同时撤兵的问题上设置障碍，日本政府将负重大责任”。俄国人的警告令日本朝野震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能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然而，铁了心要跟中国开战的日本，不惜与俄国撕破脸，甚至冒着亡国的代价，拒绝了俄国的警告。

　　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俄国人最终决定作壁上观。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的电报中说：“由于我方的非正式调解，我们可能一反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国狡狯的直隶总督的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老把戏，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不灵了。日本入侵朝鲜，已是箭在弦上。早前极力鼓噪中国出兵朝鲜的袁世凯，这时突然“一病不起”，一天数封电报要求回国养病。大战在即，正值国家用人之际，这个最早的主战派，却脚底抹油先摆脱了这个是非之地。

　　据说，后来恭亲王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一言难尽只得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

　　甲午一战，全都归咎于袁世凯的鼓动或李鸿章的指挥失当，都有失偏颇。事实上，日本人为中日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暗自准备了数十年。

　　朝野一片主战声

　　1894年7月，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中日在朝鲜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李鸿章力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时，中国朝野已经是喊杀声一片。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通过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而是一种建立在相同文化认同感上的独特国家关系。到了19世纪末，作为龙头老大的中国，已自顾不暇，对周边的藩属国，大多无力回护。1862年安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1885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对于这些小兄弟的沦陷，中国只能望洋兴叹。然而，紧邻东北“龙兴之地”的朝鲜，却是清政府惟一想要极力维系宗藩关系的国家。

　　当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中国朝野上下勃然变色。1894年7月9日的《申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一闻高丽乱耗，立即遣兵前往，是犹父闻子病而立即遣医往视也，与他人亦复何干？若乘孺子之偶有疾病而辄欲玩之于股掌之上，则为之父者必勃然作色，怫然动怒，必不任他人之任意玩弄。此必然之理也，高丽之事得无类此。日人之玩事高丽，未免逼人太甚，至而谓中国肯坐视不救乎？”

　　既然要打，那么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如何呢？都察院给事中褚成博的一份奏章颇能代表当时国人的看法。褚成博称，日本乃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而“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军和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不单朝中官员认为日本小国不足惧，普通的知识阶层也没把小日本放在眼里。《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财力充盈，又有各地关税支撑，财富“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日本资源贫乏，经济落后，国库空虚，难以支撑对华战争。战争一旦爆发，日本国内必定会经济崩溃，厘市萧条。

　　另一篇文章表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国也堪称强国。“以五大洲中强大之国与东海区区一岛国相较，知其渺乎不足比数矣，土地之大，人民之众，物产之富，何啻十倍于倭、百倍于倭而已。”

　　更有人嘲笑：“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材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既然中国如此强大，中国人如此神勇，还找各国斡旋什么？痛痛快快打一仗才是正经。褚成博认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中国军队面对日本的挑衅，显得畏首畏尾，全因李鸿章怯懦。因此，他上疏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当时朝中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是以帝师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清流派们是科举出身，在全国儒生中享有崇高威望。他们虽然不懂洋务，却掌握着朝中的舆论风向标。最主要的是他们都对李鸿章极不信任。他们认为李鸿章的主和是舍不得拿自己的北洋军队去拼命。在清流们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也渐渐对李鸿章的“主和”表示不满。7月16日光绪帝在上谕中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光绪皇帝的这道上谕措辞已极不客气，李鸿章自然不敢怠慢。然而，现实中的北洋海军是否真如国人想象的那样强大呢？只有李鸿章知道，传说中的“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舰队只是一个传说。此时他手中可用的军舰只有8艘。

　　甲午之后，李鸿章曾自嘲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间谍网

　　后来被誉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吕思勉，甲午那年11岁。他记得，当时中国人大多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就算隐约知道，也只知其是中国东边海上的一个小国。那时候有一种扇子上画着中国地图，连带也画上了朝鲜和日本。扇面有限，画到日本的时候没地儿了，因此日本被画得很小很小，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日本的国土比朝鲜还小。

　　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知相比，日本人则早在甲午战前十几年，就把中国摸得底儿掉了。明治维新尚未开始，吉田松阴便在《幽囚录》中号召全民“叩问朝鲜、满洲及清国，然后于广东、咬留吧、喜望峰、豪斯多拉理，皆设馆，留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之事。如此不过三年，可知大略。”

　　虽然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死了，但是后世日本人继承了他的衣钵。1886年，一个叫荒尾精的年轻人来到中国，一手创办了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两个间谍网。

　　荒尾精被日本人誉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伟人”。当日本青年都醉心于去欧美留学时，他却选择来中国。陆军卿大山岩问他，为何想去中国，他踌躇满志地说：“取得而统治它。”

　　1886年，已是日本陆军中尉的荒尾精，扮成普通旅客乘船抵达上海。正在谋划建立间谍网的荒尾精，与在沪日商岸田吟香一拍即合。岸田吟香不甘心只做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希望能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出一份力。很快，岸田吟香便成为荒尾精的背后金主。荒尾精利用岸田吟香遍布中国的连锁店——乐善堂，建立起间谍站。他把间谍总部设在汉口。汉口自古便是九省通衢，近与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相连，远可达四川、贵州、云南、甘肃等西南、西北内陆，距上海、南京也不远，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乐善堂汉口分店开张后，网罗了一批抱有对外扩张思想的日本青年。石川伍一、宗方小太郎、钟崎三郎、高桥谦……这些后来在甲午战争中窃取了中国许多情报的间谍，都是乐善堂成员。

　　乐善堂间谍网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包罗万象。举凡山川土地、人口分布、民生贫富、风俗人情、军营位置、粮秣运输……都在他们的考察之列，甚至连帮会、马贼、侠客、豪强各色人等，也是他们结交和拉拢的对象。

　　间谍们的侦察范围之大，令人咋舌。北起东北满洲，南到云贵腹地，甚至新疆、西藏的苦寒之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假扮成卖货郎，身背乐善堂经营的药品、书籍，一路走一路卖，既掩护身份，卖货所得又能为他们提供盘缠。货卖光了，他们就扮成郎中、风水先生、云游僧人甚至乞丐，不达目的决不回头。旅途中如果因为口音古怪被盘问，他们就说自己是福建或广东人。

　　1890年，荒尾精又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研究贸易，实际上调查的情报远远超出贸易的范畴。1892年日清贸易研究所出版了《清国通商综览》一书。此书内容涵盖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商贸、教育、产业、交通、地理、气候、风俗等各个领域，长达2300多页，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中国百科全书。此书甫一出版，便引起日本朝野的极大关注。在日本对中国挑起战火之前，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了。

　　甲午开战以后，日本遍布中国各个阶层的间谍网开始直接发挥作用。翻阅当年日本档案可以发现，每天北京朝中发生的大事、中国重要的军事电报，乃至中国各地军队的驻地、番号、人数，日本方面均了如指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日本在中国安插了无数的眼睛、耳朵，而中国对日本却茫然无知。

　　专家解析

　　甲午战争是中日

　　不可避免的碰撞

　　侯中军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偷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清光绪帝与日本天皇同日下诏，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事实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根源早在此10年之前就已经种下。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在朝鲜取得驻军权，自此中日两国各驻军于朝鲜，“成露刃对立之局”，是为中日甲午战争之序幕。日本自此后，以独立之说构煽朝鲜君臣，欺骗国际舆论，最终爆发甲午之战。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不可避免的碰撞。

　　站在甲午爆发的1894年，将我们的触角再向历史深处追溯，不用太远，在日本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主张侵略朝鲜、侵占中国的声音一直存在。从16世纪末期的丰臣秀吉至明治维新前的吉田松阴、福泽渝吉，200余年断续宣传的扩张理论，为其发动侵略战争培植土壤，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准备。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加快了扩张的步伐。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提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侵略扩张理论奠定基调。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提出要在5年内做好战争准备，先以海军击败中国海军，然后攻占北京，擒获清帝。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提出“利益线”和“主权线”概念，将朝鲜半岛划入日本利益线。1893年，日本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并于同时派遣军事间谍至中国和朝鲜，为发动战争做最后的准备。

　　自吞并琉球后，日本逐步走向侵占朝鲜，对清政府开战的预定轨道。在做足自身方面的物资和理论准备的同时，其外交战略则是争取列强的“中立”，实际希望列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采默许态度。列强欲解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由来已久，1866年的法国和1871年的美国都曾作此努力。日本瞅准时机以“独立”和“自主”等近代国际法概念为幌子，游说有关各国，宣扬中国在朝鲜的干预，诋毁中朝宗藩关系。列强在无视传统宗藩关系本质的情况下，听信日本的外交宣传，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作为误为对朝鲜内政的干预。在争取国际舆论上，日本取得了先机。

　　与日本精心策划、逐步推进的侵略步骤相比，清政府并无一个明晰的应对策略，甚至当战争来临时并无一个指挥全局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30年的发展，使得朝廷上下被表面的成绩所迷惑。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之后，再无新的进展。在日本悄悄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清政府则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边这个岛国的异常。

　　在朝鲜问题上，就外交而言，围绕“属国”与“自主”两个概念，清政府与日本展开了较长时期的外交斗争。面对日本基于近代国际法理论所做的片面引用和宣传，清政府无法摆脱已有的解释套路，在国际舆论面前陷入被动。战事即将爆发之际，对于战争的迫切性没有清醒认识，仍寄希望于请英、俄调停。日本则以朝鲜“改革”和“自主”的幌子昭示世人，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轻易地化解了两国均曾作出的调停努力。

　　中日正式宣战之日的皇帝诏书，或许更能反映出这种外交战略上的差距。光绪帝在宣战诏书中的第一句话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然后又指出“我朝扶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日本天皇则在诏书中宣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究竟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还是日本满口谎言，刻意侵吞朝鲜，相信甲午战后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