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争是日本成功的开始 也是失败的起点

　　侵台日军为死难士兵举行宗教祭奠。日军在侵占台湾过程中死伤3万余人。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赔款割台。晚清名士陈宝琛闻之，忧愤而作《感春》四首，其中一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成了甲午战败之后国事危机最精当的描摹。

　　中日的甲午棋局输赢已定，大清国无力回天。天公或可不语，时人却不能不发声。举国哗然的声浪里，“公车上书”无疑是最响亮的呐喊。

　　因汉代孝廉皆乘公家的马车赴京，入京应试的举人也泛称“公车”。在科举取士的清朝，“公车”集中了这个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

　　人们通常所说的“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话语体系里构建的一次政治事件。

　　1895年3月，北京大考，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会试。考试尚未结束，战败签约的消息传来，各省举子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联络上千名举人上书光绪帝请愿。康有为奋笔起草万言请愿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并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也一并写入。维新派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真实的历史中，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公车上书”。

　　甲午战败，中日和谈期间，各省举人抵制和约的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这些上书的公车中，并没有出现康有为的身影，他的学生梁启超倒是广东80名举人联名上书的领衔人，但也仅是“公车上书”中的一件。

　　多位历史学家的考证结论都是，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实际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他的上书并非如其所说被都察院拒收，而是压根儿就没有送。

　　真实版的“公车上书”，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

　　甲午战败，清廷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谏官们，外地的总督巡抚、前敌将领们，纷纷上奏劝阻签约。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

　　举人们的上书，既有自身爱国之情，也与清廷内部官员的策动不无关联。一个最直接的逻辑证据是，《马关条约》签订前，所谈条件在清廷高层都是极为机密之事，却很快被忙于会试的各省举人获知。清流人物、京官文廷式是具体的联络策动人。他背后则是翁同龢、李鸿藻等极力反对和约的清流主力、极品大员。

　　即便是光绪帝，对答应日本条件、签订《马关条约》也痛苦地挣扎、哭泣过。面对台湾被割，光绪帝一腔悲愤向其老师翁同龢哭诉：“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就是在这样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真正掌控大清国实权的慈禧没有表态。这位“天公”面对枯棋，似乎真的“无语”了。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4月25日，《马关条约》文本传来，庆亲王奕劻带领枢臣请见皇太后，得到的却是太监的传话，“圣躬违和，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传懿旨：“和战两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

　　当时，李鸿章已经签订《马关条约》，但还需要光绪加盖玉玺才能正式生效。反对和约的清廷官员们至此仍未放弃。而两天后的翁同龢日记记载了这样一条信息：“闻东朝仍执前说，而指有所归。”

　　“东朝”即西太后慈禧，取坐西朝东之意，“仍执前说”指继续要求枢臣妥商一策，“指有所归”，是说她有了倾向性意见。这是个模棱两可的表态，朝臣们却心领神会。

　　自此之后，朝廷上阻止和约的声音迅速衰弱。公车上书还在继续，却已经不会有任何作用，锁在了清廷档案之中，无人问津。

　　康有为那份并没有上呈的万言书却在两个多月后刊印成《公车上书记》，一时大卖。就其文笔、见识，确实是反对和约的文章中最见精彩的。康有为以“公车上书”博得大名，维新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倒是事实。

　　1895年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加盖了玉玺。5月8日，中日双方在烟台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甲午之战终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就此进入枯局。

　　“义不臣倭”

　　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割让台湾本是最让清政府难以接受的条件。围绕着台湾，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交涉回合最多。但是，日本的军事大棒一举，清廷只能牺牲台湾换取苟安：“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

　　1895年6月2日深夜，在台湾基隆以东的海面上，一艘名为“公义”号的德国船静悄悄地停泊着。船舱内，清政府代表李经方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完成了台湾交割手续。但是，台湾人民“义不臣倭”的抗争，从日本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

　　“黑旗将军”刘永福在台领导抗日保台武装斗争前后5个月，八卦山之战打死日军少将山根信成等1000多日军；台南保卫战，黑旗军、义军及义勇1万多人抗击日军海陆军4万多人，击伤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毙伤敌数千人。日军在台湾死伤3万余人——两倍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1895年10月27日，“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得意洋洋地宣布“台湾全岛平定”。他高兴得实在太早了，才过了不到1个月，林大北就在台北重举义旗。

　　因为台湾的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到1897年，仅仅两年之内，日本委派的“台湾总督”就换了三任，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的“总督”位子都没能坐满一年。

　　台湾人民激烈的反抗，让日本对在台湾的统治前景感到灰心。1897年春，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向日本内阁建议卖掉台湾。法国人十分感兴趣。双方的外交官员经过讨价还价，初步确定台湾的售价为1500万法郎。正在这个当口，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在台湾推行一系列殖民政策，使日本当局尝到了甜头，此后不再提出售台湾。

　　直到1945年重回祖国怀抱，在台湾被日本侵占的50年里，这片土地上的抗日火种从未熄灭。

　　暴发户“卧薪尝胆”

　　中日甲午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清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日本从中国豪夺约2.597亿两白银。陡然而富的日本随后展开了“日清战后经营”。在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里，“日清战争”展览最后一部分即为“日清战后经营”，其主题是一个汉字成语：“卧薪尝胆”。

　　战争的胜利者为什么要“卧薪尝胆”呢？原因正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知道，追求“脱亚入欧”的自己并没有被西方列强认可，仍然是被欧洲强国轻视的小国。所以，日本还要“卧薪尝胆”，以沙俄为假想敌疯狂扩军备战。

　　“日清战后经营”以军备扩充为中心，以十年为期。在政府财政支出当中，20%为陆军扩张费，使陆军从6个师团增加至12个师团；42%为海军扩张费，使海军舰艇吨位数从5万吨增加至25万吨。海军所占比重如此之高，源自日本强烈的海军扩张理念：“海军之扩张是关系国家安全之大问题，绝不是财政问题。”

　　日本扩军所需军费的2/3以上来自清政府的赔款。1893年，日本广义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2%，1897年提高到64%。与之相应，日本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扩充军备需要，机械、造船、金属、化学、海运、矿山等产业部门开始占据中心地位并取得显著发展。

　　十年“卧薪尝胆”，到1905年日俄战争完胜沙俄，日本一跃为公认的世界强国。

　　被甲午影响的人

　　战争在遥远的北方进行着，却影响到了南方的闭塞小镇，影响到了每一个中国人。很多人因为这场战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最终改变了中国。

　　“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父亲）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这样记录甲午年。

　　鲁迅

　　周作人当时年仅9岁，不谙世事。他的哥哥那时还叫周豫才，已经14岁，对这场战争有更多的了解。四年后，周豫才从三味书屋毕业，拿着母亲四处筹措的8元川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进入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梦。”

　　周豫才在江南水师学堂改叫周树人，一年之后转上矿务学堂，“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

　　毕业之后，周树人想到“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又到日本留学去学医。在日本，因为一部幻灯片上麻木的中国人的刺激，周树人认识到“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抱着这种想法，他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从此，中国有了鲁迅。

　　严复

　　曾经的北洋水师总教习、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目睹自己的同学、学生组成的亚洲第一舰队全军覆没，心里的煎熬非一般人能够体会。甲午后，这位中国最优秀的海军人才弃武从文。在他眼里，开启民智和教育救国已远远胜过纯粹的强军之路。

　　中日甲午战争的春帆楼谈判还在进行，严复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三篇重磅政论，鼓吹变法。此后，他一头扎进写作和翻译介绍西方社会学、自然科学、政治学名著的工作中去，其翻译、写作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陆续出版发表。严复在中国思想界的异军突起，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诸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在严复的译作和著述中得到了启蒙。

　　张謇

　　甲午年，41岁的张謇第五次参加会试，高中状元，入翰林。甲午战争前，他是坚定的主战派。战争的失败彻底让他放弃仕途，转向实业，“策中国者，首在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

　　1895年夏，张謇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拟有《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中国的自强之要在于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等。是年冬，张謇接受张之洞委派，集资兴办纱厂，开始了实业救国之路。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毛泽东在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

　　陈独秀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在1904年写下《说国家》一文，把国家意识的起点放在了甲午。

　　如何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陈独秀当时还没有答案。一些先行者已经开始了尝试。

　　甲午战败签约的1895年，维新派以“公车上书”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目标是君主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广州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他们的目标是“创立合众政府”。

　　专家观点

　　日本：成也甲午,败也甲午

　　马勇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是日本成功的开始，也是失败的起点。

　　甲午战争并不是中日两国单打独斗，除朝鲜这个当事国的立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所有重要大国都卷了进来，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地区冲突，也深刻改变了东亚政治地图。

　　从狭隘的观点看，这场战争只发生在1894年甲午那一年。其实，从更广大的历史背景看，这场战争至少在三十年前就已注定，这是中日两国不同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发生战争，那么也必须要有其他办法去消解中日两国的敌视、歧视与斜视。

　　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是亚洲的骄傲。这至少表明，原发于西方的现代化并不带有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些条件、前提，非基督教文明区域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然而不幸的是，日本面对成功骄傲了，自满了，不耐烦了。福泽谕吉1885年提出的“脱亚论”，山县有朋1890年提出的“利益线”，充分体现了日本在现代化初步成功后的失态，由此也种植了毁灭的种子。

　　“脱亚论”以成功者的姿态蔑视昔日老师与近邻，以为中朝两个“恶邻”不思进取不愿改革，致使西方轻视亚洲。因此福泽谕吉认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就必须与这两个邻居划清界限。

　　至于山县有朋的“利益线”，强调经济全球化后的日本发展方略，以为只要日本经济所到之处，日本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都应该有能力给予保护。这是东方式的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原则，原本应该值得尊重，但是“利益线”提出伊始就将朝鲜半岛、台湾视为日本未来发展必由之路，这无疑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也因这场战争获得了巨大补偿。这些补偿确实在后来日本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军事工业发展、军队现代化方面获得了新的补充、动力。中国付给日本的不仅是那两万万两军费补偿，还有那三千万两“赎辽费”以及日军驻扎威海的军费。更重要的一点，前人似乎很少提及，就是中国聚三十年之力创建的北洋海军并没有毁于一旦，那些战舰在威海之战后均成为日本海军的基本装备。这对于日本后来有力量有信心与俄国对打，并打败俄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标志，也是日本失败的开始。许多人以为日本从此踏上军国主义不归路，这个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我更愿意说，日本的失败不仅是因为军国主义，而且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之后，一步步脱离了亚洲，失去了亚洲。直至今日，日本虽然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但是很遗憾，一个接近于纯粹西方式的日本，与亚洲无法接榫。

　　日本的未来在于重回亚洲。日本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出手出力谦恭地完成亚洲的区域整合，让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亮点，而不是一个让人担心的战争策源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董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