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勤服务队：贵阳交通站转移大批物资人员

　　“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西南。贵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更加突出。当时，贵阳云集了大批的运输机构和为抗战服务的单位，利用贵阳的交通优势，服务于各个战区，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同时进攻武汉。中共驻武汉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总馆决定西迁重庆。

　　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938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简称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任命袁超俊为站长。

　　1939年1月3日，交通站开始办公，其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人员，秘密工作则接受南方局交待的与一些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的联系工作。

　　1939年上半年开始，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的人员、物资和档案材料。同时向重庆、延安转运从香港、越南等地援助八路军的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1939年5月至8月，交通站辗转将10吨弹药及TNT炸药、香港购进的一大批汽油、机油和五辆“道奇”卡车等送到重庆、延安。此外，交通站还转运了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从香港和海外华侨中募捐来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毛毯，救济儿童的物品以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将这些物资安全转运到延安，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抗战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

　　交通站建站不久，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部分领导人的家属从桂林撤退到贵阳，他们中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博古的女儿秦新华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母、弟侄共20余人，在交通站的安置下，这些家属在青岩住了两年之久。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设立在贵阳的办事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中央领导及八路军、新四军来往人员的接待，是党的干部去重庆转延安及去华东新四军总部的必经之地。此外，交通站还转送了一些地下党撤退转移的同志到重庆和延安，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经交通站转移到新四军里的贵阳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有王启霖、刘家祥、尹克恂、伍于炜、方士新、黄刚培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一面公开的旗帜，统战工作也是交通站的任务之一。交通站在贵阳期间，特别注意利用与各界人士的接触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交通站刚刚建立，袁超俊应邀到达德学校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和医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它还说服红十字总会会长林可胜为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公开工作的掩护下，完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桂林办事处交办的秘密任务。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抓捕了交通站留守的7个工作人员，查封了站内物资。经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与国民党反复交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被捕人员释放。但两名运送物资的司机被秘密杀害。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转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和新四军里，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贵阳网记者 王丹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