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说萧红“不作死不会死”太轻俏（图）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

林贤治

　　记者刘功虎

　　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今年“十一”期间将正式上映。电影的主角是萧红——一位作家，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

　　去年，内地导演霍建起也拍过萧红。事实上，从2011年萧红诞辰百年到现在，“萧红热”似乎一直涌动，关于她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图书市场也新出了不少萧红传记。

　　萧红为什么这么红？本报记者20日专访了萧红研究专家林贤治，请他谈萧红其人其文其事。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一书，年内将修订出版。

　　漂泊者萧红

　　作者： 林贤治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4月

　　“不作死不会死”太轻俏

　　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林贤治认为，“她一生追求自由的品性，让她本人的故事和她的作品散发出长久的魅力”。

　　萧红只活了31岁。她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从哈尔滨一个女子初中毕业后，为逃婚(婚姻对象为汪恩甲)与男友出走至北平，后因钱财不足回到哈尔滨，在旅馆与汪恩甲同居。

　　1932年，汪恩甲抛弃了怀孕的萧红。7月，萧红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求救，编辑萧军等人前往探视。后萧军、萧红同居。两年后移居青岛，萧红完成小说《生死场》。1934年11月，萧红和萧军到达上海，《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写序，萧红由此蜚声文坛。

　　为摆脱感情问题的困扰，1936年萧红只身东渡日本，次年初回国。一度生活在武汉。1938年寄居西安，与同居6年的萧军分手。这期间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5月与端木蕻良回到武汉，一起同居。端木为当战地记者，遗弃萧红去了重庆。萧红赶去重庆，生完并处理小孩后再度与端木同居。1940年，两人从重庆抵香港，萧红在港写下自传性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初，萧红做喉部手术，术后不久死在一个临时医务站里。

　　“有人说萧红‘不作死不会死’，说得太轻俏了。她的‘作’是对自由和爱满怀渴求，不是无聊的折腾。她感触细腻，作品有很多读者。她的生命虽然短促，却浓缩了各种极致而深刻的体验，远非一般人所能比拟。”林贤治说。

　　流浪女作家罕见

　　林贤治写作《漂泊者萧红》本不在计划之内，是因为偶然看到一篇书评，说萧红最亲近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曾嘲笑过她的作品。林贤治为此感到不平，用两周时间通读了萧红全部作品。

　　他觉得萧红较之萧军和端木，作品更具传世价值。作为一个作家，萧红写出了底层农人和女性的抗争；作为一位女性，她塑造了独立、反叛的女性形象。她自身处在苦难中，文字却比张爱玲更有暖色。

　　“她从呼兰逃出来，到死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的旅馆里。中国少了一个家庭妇女或姨太太，多了一个流浪者，一个对自由的追逐者，一个在文学上做出独创性的作家。”林贤治认为，萧红命运的不堪全由自己一手造成，风格特异的作品也由她本人一手书写，幸与不幸都是她自找的，珍贵、稀有。

　　电影《黄金时代》宣传说，萧红经历的是一个“梦想、爱情和自由”的时代，片名的灵感来自萧红写给萧军的一封信：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当时是1936年，萧军不断出轨，萧红却不能停止爱他，于是她选择去东京“疗伤”。不久，她敬爱牵挂的鲁迅先生也离开了人世。这样的“黄金时代”是脆弱的，暗含了无边的酸楚。

　　读她谨防爱上她

　　记者刘功虎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萧红热”的兴起，跟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这几十年来对萧红的偏爱与推广有很大关系。他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萧红的作品，穿越时空爱上了她。

　　林贤治呢？他会不会也爱上了萧红？66岁的林老师在电话里不好意思地笑。这份不好意思中不包含责怪的意思。《漂泊者萧红》24万字，引用大量文献，佐证、互文，贴近当事人心灵解读纷繁往事，给人的感觉是可信、可靠、真诚、善意、理性。

　　但是，对萧红他没有一个字的批判，有的都是同情的理解。“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这是萧红说过的话写过的字，林贤治将其放在扉页上。

　　记者有一点点不能苟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汪恩甲。这个人在萧红的故事里一直被脸谱化，抽大烟、拜金、势利，一副纨绔子弟的嘴脸。那么要问，萧红既然逃婚，逃避汪恩甲，折回老家时为什么主动去找他？萧红对父亲、对萧军的不满，都清楚写在纸上，为何对抛弃她的汪恩甲不着一字？可不可以揣测一下：萧红也许动过利用汪恩甲的念头，并真实付诸了行动？她对他多少有些内疚？

　　揣测当然无意义。只是精神之爱慕不能掩盖了人性之复杂。

　　访谈

　　记者刘功虎

　　“哦，原来萧红这么有意思”

　　读+：萧红为什么会突然“红”了起来？

　　林贤治：我倒是不太关注萧红的社会热度。我最初完全没有想到要写一部畅销书，主要是有感于百年文坛、文学史，对于她的关注远没有达到她应该具有的高度。

　　其实萧红一直是比较寂寞的。如今社会上关于她的传闻增多，关于她的电影越拍越多，但我有个感觉，就是人们似乎更关注她的所谓传奇经历，她与男人的关系，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人们若不能静下心来去关注她的文字、文学，就永远无法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

　　读+：这次热潮，不单是普通人，而是像许鞍华这样的严肃导演也加入进来，为她拍电影，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林贤治：电影《黄金时代》我还没看。我不确定原因何在。长期以来，人们把萧红视为左翼作家，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人们对左翼文学的兴趣大大退潮、减弱。到今天，也许一些有心人偶然发现，哦，原来萧红这么有意思！这么自由、率性、多姿多彩，完全不是我们那个想象的、脸谱化的左翼作家脸孔。

　　这种认识上的巨大转变，也许带给人们更多谈资、更多兴趣吧。如果电影是从这个角度去拍萧红，那肯定是值得一看的。

　　萧红害怕集体

　　读+：萧红算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还是一个左翼作家？

　　林贤治：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东北的时候，萧红最早涉足的文学圈子，最早接触文学青年的圈子，应该是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后来到上海，她是不是更多受到影响呢？

　　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宣扬文学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在萧红那里，她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表达欲望，这欲望植根于呼兰河畔广大底层人们的生活，跟左翼文学的要求恰好有重合的地方，显示的是社会不公、贫富差异、地主跟农民的矛盾。这些都来源于萧红本人的生活，而不是左翼思潮对她的规训。

　　她听从鲁迅的劝告，留在左联组织外面，不曾接受左联正统影响。她固守个人的选择，而且非常坚持。她没有集团主义的意识，这一点是她跟丁玲、尤其是后期的丁玲最大的差异所在。

　　读+：请说说她跟丁玲的差异。

　　林贤治：丁玲后来完全放弃了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而皈依了集体主义。萧红始终不肯放弃，没有集体主义的意识。她完全可以去延安，但她不愿意放弃个人主义，追求绝对的自由。与丁玲相比较，萧红害怕集体、害怕强力，但内心坚强。相对来说萧红是更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丁玲崇尚力量，以亲身实践进入有力量的组织，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鲁迅与萧红很亲密

　　读+：萧红跟鲁迅之间到底属于一种什么关系？鲁迅最赏识她什么，她从鲁迅那里得到的是什么？

　　林贤治：对于萧红、萧军这两个从东北过来的青年漂泊者，鲁迅伸出了援手。他把他们介绍给上海有名的作家，给予文学方面的指导，也有经济援助。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经过鲁迅的帮助才得以出版的。

　　当时的出版环境非常坏，鲁迅还为他们作序，写得很用心。鲁迅对于中国的国民性的了解，那种批判性的意识，在萧红的《马伯乐》中有相当反映。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山者，对萧红有很大的影响。

　　读+：萧红和鲁迅二人有没有情感上的关系？

　　林贤治：我不确定你说的“情感关系”是指什么。毋庸讳言，毕竟他们是男人和女人。鲁迅很欣赏萧红，对她有很明显的好感。那么，某种暧昧的、朦胧的情绪，究竟有没有？我觉得完全可能。但是情感关系毕竟跟性关系是不一样的。

　　萧红到上海一段时间以后，处境不好，跟萧军有了情感上的裂隙，萧军有了第三者，萧红很痛苦，成天往鲁迅家里跑，鲁迅抚慰她也很正常。他喜欢她吗？何以那么喜欢？说不清楚。

　　鲁迅显然是喜欢萧红“打搅”的。有时候萧红上午来过，下午又来，来的时候鲁迅说“好久不见啊”，这样的语言无疑传递出了一种信息。这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很亲密。

　　萧红魅力何在

　　读+：你觉得萧红的魅力到底何在？

　　林贤治：萧红很年轻，很有才情。被她吸引的，同样处于流浪边缘的文学青年，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更有共鸣。

　　读+：萧军最开始对于被遗弃在旅馆的孕妇萧红并没什么特别印象，只经过一次见面，看了她画的画、写的字、作的诗，“顿时感到世界变了”，只两夜间两人就“什么全有了”。这是不是说明较之外貌，萧红的内秀更吸引人？

　　林贤治：萧军是个风流才子。当时很年轻、强壮，他像一个浪人武士，又对文学很感兴趣。这方面有相当的敏锐。可以说，他们由认识而同居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要是换做一个煤矿老板去萧红的旅馆里做客，他肯定无法欣赏萧红的才情。

　　你想想，当时萧红还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孕妇，得有多么与众不同，一下子被全盘接受，陷入爱的癫狂。她的才华是突出的，萧军很欣赏，但是大男子主义又妨碍他的欣赏。端木蕻良也大抵如此。

　　文学独创性高于张爱玲

　　读+：在你看来，萧红的文学价值是严重被低估的？

　　林贤治：我认为是的。我有专门的文章谈论萧红的文学特色，这里不详细说了。她酷爱自由，有气派，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文体观念，信马由缰。她写的是卡夫卡说的“弱势文学”。

　　鲁迅批评她的人物形象描写有问题，而胡风的看法则更苛刻，这些看法我不能苟同。其实，萧红写《生死场》，说人们跟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动物有什么性格呢？如果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生存的境遇，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刻画性格呢？这里包含了萧红对生活本身的认识，也反映了她的小说观念是卓越过人的。

　　读+：抗战期间，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出色的女作家都曾到香港躲避战乱。有人认为，萧红的文学独创性高于张爱玲，你怎么看？

　　林贤治：萧红的题材很广、风格多面，从文学成就来说，我赞成这个说法。

　　萧红的文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底层人们命运的关注，她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表达她眼中的世界。张爱玲当然也是天才的作家，对生活、人性、语言的敏感，对市民社会中两性冲突的理解与把握，有出类拔萃的地方。

　　萧红尽管颠沛流离，但是她的文字是温暖的，对生活是热爱的。而相对富足的张爱玲却是相对冷淡的、冷漠的。张爱玲与她创造的世界保持距离，萧红把自己烧在那里面。萧红的精神世界更自由。她的文字水平一点都不亚于张爱玲。

　　读+：是不是张爱玲寿命更长，造成她的影响力比萧红更大？

　　林贤治：张爱玲到晚年几乎停顿了写作，而经常修改她早期的作品。她的早期作品有更多投合市民口味的地方。而萧红，她从没有想到要讨好读者。张爱玲是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萧红则是自己一生的故事屡屡被搬上银幕。萧红作品本身不以故事情节见长，不容易改编成电影，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萧红留下许多谜团

　　读+：萧红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重要谜团？

　　林贤治：萧红与汪恩甲是包办的婚姻，萧红不服从，与一个男青年出逃过，可是后来萧红又去主动找了汪恩甲，还同居了。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没有记载。朋友问她她也不说。

　　还有个谜，她第二个孩子是怎么死掉的？是不是她故意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再一个谜，就是萧红去日本一年，那么长的时间，她为什么一封信都没写给鲁迅？道个平安问候一下总可以吧？一个字都没有。

　　读+：我读你的书，发现你对萧红种种不近人情的做法也会有同情的理解。这会影响你对萧红的判断的准确性吗？

　　林贤治：我觉得“同情的理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人们争论较多的一个事例，萧红的第二个孩子究竟是不是她亲手弄死的？如果她是杀手，那无疑太残忍了。

　　鲁迅文章中曾提到农村妇女溺死女婴的现象，并为之做了辩护。这个现象在旧农村里很普遍。如果生的是个女孩，用传统观念看，不能继承香火，因此很受贱视；家里女婴长大以后要出嫁，而家庭急需男丁，男丁就是劳动力，这些都会造成杀女婴的现象。溺杀女婴是母亲亲自操作的，她也不愿意女婴重复自己受歧视的、不幸的命运。

　　萧红一生得了很多病，没钱看医生，没有固定地址、家庭、工作，是彻底的流浪者。她交往的男人都是同居的，她对他们不信任。而且，她先后两次怀的孩子，都是先前的男友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在未来社会中更难立足。如果抱以同情的理解，她的行为就不会太刺激我们的道德神经。

　　读+：她有没有正常女人的母性？

　　林贤治：萧红曾和舒群在北京路过一家商店，她在童装橱窗前停留了下来，喃喃说起自己第一个孩子要是能活着，该多大了、多高了。这就是母性、母爱，深藏于心，无可诉语。

　　还有一个例子是，鲁迅死了之后，她在信中十分关切小海婴的成长；其他人在纪念鲁迅时，很少像她这样念及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