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越狱案”：因放走日本间谍四人被判死刑

　　1937年2月25日，元宵节。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上午10时许，城南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刑场，4名五花大绑的“特殊”死囚被依法处决。说这些死囚身份“特殊”，是因为他们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民国第一越狱案”的几位参与者。

　　绝密文件不翼而飞

　　1936年5月30日早晨，国民政府军委会少校参谋熊子庄临出门收拾东西时忽然惊讶地发现：公文包里一份绝密文件不翼而飞了！

　　熊子庄顿时吓出一身冷汗，要知道，那份文件是整个国民政府军的战略防御图，属于绝密，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让熊子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心急如焚地跟傅成望商议如何侦破这起案件时，一份加急电报已经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日本特务已经成功窃取了我军战略防御图纸，目前正在加紧翻译。蒋介石收到这份电报后，震惊之下，立刻召见有关人员查问。这一查问，马上查到了熊子庄头上。当天下午，熊子庄就被逮捕了。

　　蒋介石命令徐恩曾接手调查这个案件，要求把盗窃机密的日本特务逮捕，并且最好还能破获日特在南京的机关。3天后，一份情报送到了徐恩曾的案头：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茂洋行”，名义上是日本籍韩国商人朴中民所开，实际上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部派驻南京的一个专门负责指挥刺探我方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其机关长名叫松本二郎，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郎中将的助手，军阶为陆军大佐。

　　徐恩曾立刻去见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发现。蒋介石听了很高兴，勉励了几句，然后让中调科去“动一动”“大茂洋行”。

　　朴中民很快就落到了中调科手里，供出了他所知晓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情况，表示愿意听从中调科的招呼，只求保全性命。中调科要朴中民做两桩事，一是写一份“大茂洋行”收购赃物的供状，二是给松本二郎打个电话，找一个借口把他骗到指定的地点来。

　　当天晚上11时许，松本二郎钻进了中调科设置的圈套。松本二郎的被捕，令日本方面大为吃惊。松本二郎被捕后始终一口咬定他是韩国人吴兴良，与日本无关。蒋介石一怒之下说：“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照韩国人判刑，让东洋人说不出话来！”这一判决，惹恼了东京方面，于是一场被日特机关称为“高级营救”的计划出笼了。

　　“高级营救”计划的实施

　　1936年7月29日，日本陆军省情报局主管对华谍报工作的副局长坂本义一郎少将主持召开“营救松本二郎方案研讨会”，会议决定由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全权负责实施营救。

　　1936年8月上旬，小野昭化装成中国商人秘密潜入上海。营救行动的指挥机关设在江苏省会镇江。小野昭从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借来一名精通汉语的军医，又从上海的日本医院挖来一名日本医生和四名护士，在镇江开了家“济难诊所”，作为“高级营救”行动的指挥部。

　　1936年10月上旬，有关情报陆续汇总到了“济难诊所”。小野昭根据汇总的情报进行了详密的分析，决定收买中央军人监狱中的狱卒，暗中协助松本二郎进行越狱。营救的具体做法是：伪造一份法院法律文书，撤销之前的裁定让松本二郎出狱。

　　小野昭根据营救步骤，理出了各个环节上需要搞定的人员，在和助手反复商议后，两人认为：典狱长、法院庭长不好对付，是否可以另外物色能够替代这两人的角色，让他们在这两人不上班时，代替两人行使职权。

　　小野昭立即让部下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中央军人监狱与南京地方法院在星期天都是不办公的，只留有相应的官员值班。

　　小野昭大喜：“那就好了，我们可以选在某个星期天行动。先在那些值班官员中挑选愿意跟我们合作的，给予重赏，我不相信他们之中每个人都是完全忠于职守的。”目标确定后，“鹰机关”很快就指使日本特务小竹以浪人身份结识了中央军人监狱狱卒牛阿孝，并以40两黄金将他收买。接下来，牛阿孝便在监狱内部活动开了。巧的是，中央军人监狱的一名叫鲁一城的狱政官和牛阿孝有些亲戚关系，于是牛阿孝就先将其拉下了水，“鹰机关”也给了他40两黄金。

　　鲁一城经常和几位典狱长接触，其中一个喜赌嗜色总是寅吃卯粮名叫徐胜的副典狱长被鲁一城介绍给了日本人。因为是副典狱长，“鹰机关”出的酬金要高些，是60两黄金。

　　剩下的，就是在南京地方法院选择目标了。

　　“鹰机关”很快就收买了时任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1936年12月26日，这年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上午9时半，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吉普驶至中央军人监狱大门外，随后，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向岗哨出示了证件和公文，两人声称他们是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的公事。

　　值班狱政官鲁一城出来查验了来人出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打电话唤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书记员看了犯人名字后，想起这吴兴良乃是外籍犯，又是判了重刑的，于是就提出释放这个犯人得向值班典狱长报告一下。于是，他就去找了副典狱长徐胜。那徐胜当然知晓是怎么回事，二话不说，提笔就批。

　　鲁一城叫老书记员拿了释放证去重刑犯监区通知放人。那边，狱卒牛阿孝早已等着了，便叫着松本二郎的假名字把他带了出来。到了大门口，岗哨再次查验文书后，就放行了。就这样，日本间谍松本二郎被营救出狱了，不久，逃回了日本。

　　仅4天事件就被捅了出来

　　这件事原本是可以蒙混过去的，因为监狱方面有那份伪造的法院“特种刑事裁定书”，不知情的官员都会认为释放一个犯人是正常的。监狱是刑罚执行单位，并不参与对犯人的复审；原判单位法院则以为他们所判的犯人还在监狱服刑，一向也无到监狱查看的例子，监狱里少了这样一个犯人的事法院是不会知道的。哪知仅仅过了4天，这件事就给捅了出来。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一名秘书前往中央军人监狱代表他探望一名美国囚犯，秘书在跟这个美国犯人谈话时无意间得知了此事。回去后，秘书将此事也顺便告诉了何应钦，何应钦是党国要员，对法律自是知晓点儿的，感到此事有点不可思议。

　　过了元旦，何应钦在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时，正好碰到了司法院长居正，便把听到的事向居正说了。居正听后大为震惊，连说“怪事、怪事”！会议结束后，居正当即驱车去了南京地方法院。一了解，该院根本没有给“吴兴良”改判过。南京地方法院见这事竟惊动了司法院长，也是大惊，当即向中央军人监狱查询是怎么一回事。中央军人监狱一查，“吴兴良”开释是有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书的，于是据实汇报了。

　　这样，这起罕见的越狱案件终于给捅了出来。

　　1937年2月8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特刑一庭对该案进行了判决，判处李柏龄、徐胜、鲁一城、牛阿孝四名案犯死刑。由于是最高法院下达的判决书，所以是终审判决，不得上诉。同年2月25日，该案四犯被执行枪决。张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