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生中出现过五个男人：三次婚恋 两次失子

　　何人绘得萧红影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冷眼……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31岁的萧红在香港受尽病痛折磨，临终时，手书此一句，成为绝笔。这位身世飘零的天才作家不会想到，在她身后70余年间，自己生前的遭尽冷眼，正全然被各阶段与她有关的热情四溢的影视及文学传记作品所取代——据统计，近年来有关萧红的传记，已经达到70多部。

　　“实际上，这些有关萧红的传记，包括影视作品，关注点并未集中于萧红作品本身，而是更为关注萧红复杂的情感和飘泊人生，这样看起来，于萧红还是有些悲哀的。因为萧红毕竟是作家。”广东文学评论家、诗人、学者林贤治，9月27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这样表示。

　　“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这是萧红的好友聂绀弩先生专为萧红所做的诗行。

　　如何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萧红？萧红的传记作者们，通过作品，回答了这个问题。

　　漂泊者萧红的际遇考证

　　仅从萧红短暂但跌宕的人生轨迹来看，她能用来释放才华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在哈尔滨、上海、日本东京、北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等地流亡写作。萧红的一生中出现过五个男人，三次婚恋，两次失子。

　　如果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不足9年（另一说为8年）的创作生涯，萧红前后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她的人生跟她的作品一样，风雨飘零，长久寂寞。

　　也正因如此，萧红稍纵即逝如昙花般绽放的人生和才情，成为后来者们唏嘘感叹的描摩对象。

　　在各版本萧红传中，对萧红人生际遇做大量感性描述的作品，当推王小妮《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叶君的《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等。

　　萧红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经过二十余年搜集考证，写成《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曹革成的《我的婶婶萧红》（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则从家人的角度，对萧红生平做了详细描述。

　　天才萧红的灵性发掘

　　实际上，关于萧红的泛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开始，直至现在，前后跨越70多年。许多人为能写好萧红传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去考证。

　　萧红文字的灵性，俯拾皆是。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在《生死场》中，她慨叹：“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手》里,她形容女主角的瑟缩：“等杨树已经长了绿叶，满院结成了荫影的时候，王亚明却渐渐变成了干缩，眼睛的边缘发着绿色。”

　　以文立命，是弱女子萧红的终生追求。《生死场》，笔触之细致、动人，完全适合拿来做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参考资料；短篇小说代表作《马房之夜》、《桥》，极简笔法写尽底层民众人生寂寞、孤苦和苍凉。不仅如此，她的散文、书信、诗作，均是天然至透彻。

　　与萧红同时代的张爱玲，情事同样坎坷，且也很长一段时间沉寂文坛——直到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将其作品再度发掘。也正因此，张爱玲常被人端出来与萧红做比较，且认为各具千秋。

　　但《漂泊者萧红》作者林贤治认为，萧红的文学成就，超过张爱玲。

　　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萧红的关注点是弱势者，是弱势文学。她的笔触即使是在描摩弱势人群，但笔下依然有温暖，有温度，是从正面看人。“而张爱玲不同，她是从背面看人。张爱玲看到的是阴暗和隐私，冷静而冷漠。”林贤治说。

　　“张爱玲是市民社会的宠儿，而萧红关注的，是当时社会真正的最底层。”林贤治说，实际上，从现实意义上讲，萧红的作品更具大格局，大气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当时文人的生活层面，基本是远离底层人民，即使写下层社会的乡土小说，也是自上而下的关注，不少左翼作家，在写到底层、写到农村生活时，写得更多的，是阶级斗争。而萧红的字里行间，则异常鲜明地标示，自己正处底层人民中间，是弱势人群中的一员。

　　也正因如此，有关萧红的传记，在文理方面研究更为深入的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代表作包括著名学者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1980年在台湾再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等。

　　作家萧红的现实悲哀

　　萧红研究界目前所处的一个现状，不是人们不关注萧红，而是，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给她正确的认可。

　　在文学史上，萧红被定位为左翼文学阵营的一员、鲁迅的学生，而对萧红难得独到的文学性，欠缺深层次挖掘。在这方面，肖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因为评判思想明显带着政治眼光，在当下评论界饱受争议。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影响之大，就已经为萧红作品定了调，但茅盾所代表的那个时期主流评论的声音，恰恰遮蔽了萧红作品的光焰。

　　林贤治认为，其实，就连鲁迅也不曾读懂萧红，因为，鲁迅为《生死场》做序时，曾说小说体现的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但，萧红的文字里不仅仅于此。但凡离开了作为女性、作家的自觉，是无法理解萧红的。

　　之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整本书，对萧红进行了不到一行字的评价，萧红在大众视野里，仅仅成为一个符号。至此，从主流到非主流文学界，萧红文学从未得到认真的研究。

　　“即使现在这样热闹地推出各种文学传记、电影纪念萧红，可是，要让读者或观众把目光聚焦在萧红作品本身，也很难。”林贤治慨叹，这对于萧红，真是一件可悲之事——写的是大众作品，真正欣赏的，反而是小众。实际上，萧红文学作品的影响和被肯定程度远低于张爱玲，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决她在文学上的优秀甚至是伟大。

　　“文学历史未必是公正的。”林贤治说，萧红是否为学院派所认同，是否为大众所认同，那很难讲，可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写萧红的作家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一是安慰自己对于萧红文字及人生的迷恋，另外一方面，仿佛冥冥中安慰了萧红哭泣的灵魂。

　　萧红虽然生前饱受冷落，但身后，尤其是当下，受到文学界如此瞩目，应该略感安慰吧——除却以上较具代表性的萧红传记，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有关萧红的文字作品，还包括：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秋石的《萧红与萧军》（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丁言昭的《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等。

　　□文/本报记者蔡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