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东来学佛僧和西去求法僧（图）

《华夷图》墨线图(局部)。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写本(局部)。

韩国绘的慧超画像。

　　　大唐玄藏印度求佛学法，引得长安佛光一片，佛教一时成为中国最吸引朝鲜半岛和日本岛的先进文化的典范，于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上的求佛学法之人，纷纷跨海进入中国学习，更有胆识过人之士，学习玄藏西行印度求取真经的样子毅然从中国出发西航印度，在海上连缀出一条：朝鲜至中国、中国至日本、中国至印度——学佛求法的海上航路。

　　这类学佛求法的航路亦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研究海交史的人细细品味……

　　“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

　　中国南方沿海省份在谈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时，不经意间，又有渤海圈的学者提出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北起点”之说。时空与空间，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时，出现了多个“第一”。正当国内沿海省份为了各自的出发点，纷纷重新定位自己省份的文化分量之际，我们又在与韩国学者的交流中，得知韩国以庆尚北道为首倡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我不知道，日本学界未来会不会加入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热”研究中来，若他们以九州的“汉委奴王印”为汉代中日交往之证物，完全会弄出又一个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更占优势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博多(今日本福冈)；或者，隋唐时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或学佛的僧侣，甚或，他们将千年“虾夷”之地的北海道，申请为“丝绸之路的北起点”。

　　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定位于南海的广东和广西，最西端一般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东部非洲的肯尼亚，西北非摩洛哥。韩国则认为他的海上丝绸之路，东起点定为朝鲜半岛东南方的庆尚北道港口。

　　海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开放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也是开放的，如果用这样的立场来看，它本来也没有什么起点和终点，交流是流动的。今天大家来共同编织东方的海上交流之路，回顾对话与交流的历史，构建“大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框架，进行更宽广的学术研究，它于东方学、于丝绸之路学都不是坏事。

　　当然，话还要说回来，韩国的“东起点”是由何而来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唐代新罗僧人慧超到中国学佛的故事，和他后来由中国去印度取经的千年壮举。

　　大唐新罗僧侣西航求法

　　许多人都知道敦煌藏经洞，曾经藏有大量的中国佛教经典，但这些经典不仅仅是中国僧侣抄写的经典，还有外国僧侣的贡献。这之中最为韩国人所乐道的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这部西游取经之书即是韩国僧侣慧超为大唐留下的宝贵财富。

　　应当说，中国学界在很早就注意到了这部典籍，它是法国东方学巨匠保罗·佩里奥教授 (中文通常称他为伯希和)于上世纪初在中国窃走的大量唐代佛僧文献中的一部纪行残卷，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首先指出这个写本残卷是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后经罗振玉对照敦煌写本与《一切经音义》，证明敦煌残卷“伯希和3532”确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于1911年参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行游记及历代正史，对此作了考证和笺注，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卷。1931年，钱稻孙曾把此书译成汉语，线装出版。朝鲜半岛的学者高炳翊于1959年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研究史略》一文。由于慧超是新罗人，近年来，韩国对他的研究非常热闹：他被韩国称为韩国第一位“世界人”，即走向世界的第一人；2001年，韩国佛学界在西安市周至县宣御寺当年慧超办祈雨祭的地方，竖立了“新罗国高僧慧超纪念碑”，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题写牌匾；2010年韩国庆尚北道成立了“韩国丝绸之路项目本部”，准备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申请世界记忆遗产；2013年和2014年韩国庆尚北道两次组织上百人的“丝绸之路探险队”，从陆路和海路重走了慧超西行取经之路。

　　据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经行记笺注》所载，中国佛教高僧传记中并无慧超的生平记载(有人认为他出生于长安)。显然在大唐他还算不上当年的高僧。中国的文献中只称他是新罗僧人，中国文献没有慧超入唐的记载。

　　在2014年9月22日广州召开的中韩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大会上，我有幸见到了韩国海洋史专家郑守一先生，向他请教了近年韩国关于慧超的研究情况。郑守一先生说，韩国方面的研究证明，慧超大约是704年生于新罗鸡林，719年，大约16岁时，从半岛的东海岸鸡林走到西海岸华城唐恩浦，由此登船赴大唐学佛(也有一说是从半岛最西南的黑山岛渡海入唐)。在大唐他师从秘教大师金刚智，于玄宗开元七年(719年)抵广州，大约在开元十一年由海路往天竺。西游四年后，由陆路返回大唐，写作了此书。后来，他继续跟随金刚智，还有不空大师学佛，两位大师先后圆寂后，780年，慧超来到五台山，同年在这里的乾元菩提寺圆寂。

　　存世三卷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已是它的节录，这部分文字记述了慧超从中国去古印度探求圣迹所经历的数十个国家、地区、城邦以及中国西北的地理、宗教信仰、佛教流传情况及风土习俗等。所记拘尸那国以前及最后部分已缺。依据本书残留的记事，可知慧超由中国从海路进入古印度，曾经历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而后进入北天竺诸国；最后，历波斯、葱岭、疏勒、龟兹安西都护府，从陆路返回大唐。

　　此传，记录了北方游牧部族突厥人进入西域后对“胡人”社会带来变化的相关记载，给人们认识当时西域地区社会族群分布格局变动提供了一幅真实图景。传中曾谈到“毗耶离城庵罗园中，有塔见在，其寺荒废无僧”；“迦毗耶罗国，即佛本生城。无忧树见在，彼城已废。有塔无僧，亦无百姓”。说明当时印度佛教已趋衰落。

　　中国通往西亚的海岸图

　　那么，慧超是怎样经海路来中国，又是怎样由海路去印度的？慧超的书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唐代也没有留下任何海洋地图，关于东洋与西洋的海路，我们仅有宋代的地图可作参考。现在，我们能看到最早的西行的海岸图，即《华夷图》。它与同刻一石的《禹迹图》不同，《禹迹图》是华夏的国图，《华夷图》更近于世界图景，是以华对夷绘的图。

　　关于此图的出处，图上刻有：“其四方番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文者载之，又参考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这段重要的文字，告诉我们《华夷图》是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基础经过选择后重新编绘刻石的。所以，它是唐宋两代地图的混合体。关于“番夷”，注记中有大量文字标注了中国周边“番夷”国家和地区名称及其变迁：

　　东边——《华夷图》清楚地绘出了辽水及入海口，并在辽水东岸标注“唐安东府”。再向东又比《禹迹图》多画出了朝鲜半岛。半岛上标有百济、新罗、高句丽、平壤等名，并注记“在辽东之东千里，东晋以后，居平壤世受中国讨爵禀正朔”。或许，受地图尺幅所限，朝鲜半岛之东，没有接着画出日本。但在“东夷海中之国”的注记中，注记了日本、虾夷(今日本北海道一带)、女国、流球……和“宋至者日本”等文字。

　　南边—— “海南之国”，已出图外，没有画出。但注记有扶南(今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几十个国名。

　　西南边——虽然笔调约略，但还是勾画出了孟加拉湾和印度半岛的基本轮廓，并标注了“五天竺(印度)”和“真腊(柬埔寨)”，是宋代地图西南方向标注最远的地方。这些描绘，对于我们了解大唐和大宋，去天竺的海上认识与海岸描绘，已经能说明一点问题了。我们不能要求一千年前的古人做得更多和更好了。当年，西行的路之辛苦，恰如慧超在他纪行中的诗歌所说：

　　我国天岸北，他邦地角西；

　　日南无有雁，谁为向林飞。　梁二平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