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善玉：习总书记讲得很实在 敢于直面问题

　　编者按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本报文化新闻版从今日起推出一组专题报道，反映创作第一线的上海文艺工作者学习、领会并以实际行动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情况。

　　“习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文艺是民族生存的力量，我对这句话特别感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把文艺提到这么一个高度。”说起两天前在北京参加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就显得非常兴奋，“我觉得习总书记讲得非常实在，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贴肉。不是空洞的一套套理论。他讲得深入浅出，讲得像我们这种演员也听得懂、也能理解。”

　　敢于直面问题

　　茅善玉告诉记者，这次座谈会上，习总书记的一些话让自己非常“震惊”，因为在谈到问题时都是直截了当的，“摊在台面上来讲”的。“一般领导开会不会这样讲，一般都讲得很隐晦，很迂回，不会这么深刻。”让茅善玉印象特别深的是总书记对当下社会的一些评价，“习总书记讲，现在精神空空，价值观缺失，病根就在这里，没有精神追求，风气这样坏下去，对这个民族的破坏力是非常可怕的。”茅善玉一边看着笔记本，一边一句句向记者复述。

　　“我觉得我们思想上也确实有混乱的时候。”联系到创作，茅善玉说，自己并不反对写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作为艺术作品也的确有这个需要，但不能随意颠覆。“前一阵，我看到微信上说秦桧不是汉奸，我就搞不清楚了，我觉得这一定要很慎重，如果确实是这样，那我们为历史人物正名，没什么不可以，但不能道听途说。现在搞呀搞，把我们的价值观都搞乱了。搞到大家对任何事都怀疑，甚至怀疑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很可怕的。”

　　不能迷失方向

　　“文艺不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这句话我感到非常深刻。我们这几年，可以说的确都迷失了方向，很纠结，不知道怎么才好。一个浪头过来把我们打到这边，另一个浪头过来把我们打到那边，弄过去弄过来我们也糊涂了。”作为一个戏曲院团的“当家人”，对于这些问题茅善玉体会颇深，“如同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所说，我们有数量没有质量，有高原没有高峰。因为我们是在最基层工作的，所以体会特别深，经济利益驱动，各种利益驱动，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功利的，有时候是为了迎合这个，有时候是为了迎合那个。就是没有想过出来的作品是不是能够保持‘三性’统一。”

　　虽然戏曲现在的市场化程度并不太高，但茅善玉直言，创作过程中功利性的东西还是不少，从作者写剧本开始到院团创排这个剧目，一直到上级领导，往往都会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或希望能得奖，或希望能获得资金支持。“我自己也一样，明明知道这不对，不符合艺术规律，但有时觉得大环境如此，也不能免俗。”茅善玉自我检讨说。

　　肩负崇高责任

　　茅善玉说，以前说到文艺就是娱乐啊什么的，“现在习总书记说，这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力量，我印象中以前没有这样提过。”“总书记说，国际上都想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一言一行，国际很关注，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文艺是世界语言，用这种语言和人家交流，比什么都好，都有效。所以文艺要担负起这个重大责任和使命。”说起这些，茅善玉显得有些自豪：“这也就是说，文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习总书记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要突出爱国主义，突出民族英雄，这是主旋律，而且希望在审美过程中让世界来了解我们，了解我们的文明，了解我们的文化。”茅善玉一边翻着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一边说：“民族英雄，爱国主义，都是中国精神，这是永恒的主题。今年是甲午年，我们在排《邓世昌》，邓世昌就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这是不过时的，是永恒的，我们每个时代都需要这种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精神。这个戏年底就要上演了。”

　　坚持创作导向

　　“习总书记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追求，文艺为人民创作，要热爱人民，扎根人民，深入人民，要身入，心入，情入，要对人民有感情，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实在。”茅善玉认为，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突出了文艺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作用，如何引领时代的风尚、引领老百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当然，习总书记最后还希望这个社会的文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因为老百姓的需求是各式各样的，所以你必须不拘一格，不拘形态。但归根到底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结合自己的工作，茅善玉也坦率地表示：“正如习总书记所说，我们的作品是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习总书记也说到，不能唯得奖论，不过不得奖就没有话语权，没有‘江湖地位’。而戏曲现在仅仅依靠市场生存确实比较困难，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度很难。”茅善玉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两者兼顾，“如果戏是不会得奖的，但老百姓喜闻乐见，那么就走市场；如果市场不怎么样，但有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的戏也要有。归根到底要遵循艺术规律。”

　　期待更好环境

　　说到现在年青一代对戏曲这样的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时，茅善玉表现出相当的无奈，她说：“在宣传这一块上我们是吃败仗的。年轻人不来看，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老套的。我一直认为，年轻人看沪剧应该从《雷雨》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沪剧，如果你能坐十分钟，保管你不会走。但这十分钟他们也不愿坐。”而讲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茅善玉认为也有两个方面，现在不仅年轻观众少，戏曲从业人员自己也往往没有认同感，没有文化自信，“因为太艰苦，自信就没有了，不可能一直保持清贫呀。”

　　茅善玉说，像自己这一代人，从事这一行业已几十年，所以有感情了，离不开了。但现在戏曲的生存环境很难吸引年轻人加入，没有一定程度的物质保障，也没有足够的荣誉感，就很难吸引人、留住人。“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很功利的，要让大家安心，不心浮气躁，总要准备一点粮食吧。”茅善玉认为，戏曲演员在物质上的要求并不算高，主要是希望能够得到主流社会的肯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荣誉感、自豪感，但现在似乎这也不容易做到。

　　潜心创作精品

　　茅善玉说，总书记提到现在没有高峰的作品是因为沉不下去、心浮气躁，的确在创作中往往有太多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事。茅善玉告诉记者，上海沪剧院一年多前推出的《敦煌女儿》正在进行第三版的剧本创作中。“我们以前都是大家赶时间，因为还有很多指标性的事情，今年一个新创剧目，明年一个新创剧目，然后像小猴子翻箱子，翻一个扔一个，永远没有一个精品。”“其实这都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茅善玉说，这次下了决心要把《敦煌女儿》打造成精品。《敦煌女儿》讲述的是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扎根甘肃大漠50年穷其一生致力敦煌研究的传奇人生，演绎了樊锦诗从上海小女孩到敦煌学大学者的人生历程。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樊锦诗，1963年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满怀激情前往敦煌，忍受着大漠的风沙，坚守了50年，潜心致力于敦煌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事业。在这个戏中茅善玉扮演的樊锦诗年龄跨度从23岁到74岁，这也是樊锦诗首次被搬上舞台。茅善玉说：“对于樊锦诗，我是充满感情的，从内心对她认同和钦佩，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样的，所以在创作中有很多想要演好她的想法。”

　　之前《敦煌女儿》已经改了无数稿，立在舞台上的也已经有两版，但茅善玉始终不够满意。这次又请到了话剧《红旗渠》的编剧杨林担任编剧。“我也和他谈过，我们艺术作品不一定要真人真事，可以换一个路子。可是他去走了一圈，采访了原型，和他们的那个圈子接触以后，他的情感发生变化，他说太让我感动了，他就想把这个感动变成文字。”她告诉记者，本来这一稿十月就要交了，但是现在作者还没有完成，“他还在修改，碰到了问题，他觉得很苦恼，虽然也去下过生活，也对这个人物很有感情，但作品不是有感情就能出来的。”“我肯定会给他时间，我不怕等，只要拿出来的作品是上乘的，等三个月五个月又有什么关系。毕竟一个戏的投资不少，不希望浪费精力和财力。”

　　茅善玉同时感慨，现在好剧本太难求了，“写戏的人才流失得很多”，一个著名编剧往往要为各个剧种写剧本，一个著名导演也是会执导各个剧种，结果难免“趋同”，但却也很无奈。而且写戏的时候框框也很多，各种功利的想法都会不知不觉渗透到剧本中。“写戏的人，觉得这个剧可能会得什么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创作过程中自己就已经有了框框，我请他的人，也有自己的功利，希望这个戏干嘛干嘛。”

　　茅善玉希望这个剧本可以纯粹一些。不过她也感慨，现在创作过程中都只是短时间地下生活体验一下，“会有多少感受呢”。沪剧最擅长的就是现实题材，所以茅善玉说接下去上海沪剧院的新戏依然可能会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她说自己对现在上海的援疆人题材有一点兴趣，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念头。

　　本报记者 王剑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