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37年佚文被发现?署名"玲玲"试探转向(图)

　　日前，电影《黄金时代》的热播，使得萧红的情感世界走向大众。

　　1937年是萧红旅居上海的最后一年，直至9月为避战火与萧军同至武汉。这一年，萧红在情感与写作上不异于一段“空白期”。

　　从文字到银幕再回到文字：在1937年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萧红究竟有哪些作品完稿、发表或存世，可供后世读者研读呢？她那不到半年的日本东京之旅，除了写给萧军的信件，除了写给鲁迅亡灵的悼文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见闻与感受呢？

　　1937年：一段“空白期”

　　1936年7月，萧红为摆脱感情问题的困扰，以赴东京探望胞弟的名义，只身东渡日本。这一时期，她在阴郁的情绪中，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在此期间，惊闻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悲痛欲绝，写成《海外的悲悼》一文，并因此决定提前回国。1937年1月，她回到上海，4月曾独自前往北京，但很快又返回上海。不久，“七七”抗战爆发，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9月，萧红、萧军二人为避战火，同至武汉。

　　事实上，1937年是萧红旅居上海的最后一年。准确说，这一年萧红在上海只停留了9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目前能够获知的萧红作品并不算多，大多是散文、日记类体裁的作品。如8月14日，萧红写《天空的点缀》；8月17日，写《窗边》；8月22日，写《失眠之夜》。这三篇散文，后来都发表于由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之上。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七月》杂志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创刊，至第3期就因战事被迫停刊。同年10月16日在武汉复刊，改为半月刊，期号另起，萧红当年在上海写成的散文，实际上是在武汉的《七月》杂志复刊号上发表的。

　　可以说，萧红在上海的1937年，无论是依旧未能治愈的情感创伤，还是突如其来的国难战火，都让她无法全身心投入写作，作品产量并不算多。此外，作品即使写出来了，也没能在上海及时发表出来。这一年对于萧红来说，在情感与写作方面，都无异于一段“空白期”，颇为苍白与无奈。

　　署名“玲玲”试探转向

　　笔者近日有幸寻获了一篇极可能是萧红在上海《立报》上发表的文章，将为这段“空白期”平添一点色彩。这篇署名“玲玲”的文章，发表于1937年7月7日的《立报》的“花果山”副刊版面之上。虽然内容极短小，纯属“豆腐块”文章，但冠有一个“东瀛谐屑”的总标题，有可能是准备长期写专栏文章之用。转录全文如下：

　　脱掉裤子

　　玲玲

　　日本入室有脱去鞋子的风俗，而鞋子的日音，却是同于我国的裤子，又因在日本久生了的华侨，往往在谈话中，会混入日语，所以曾经闹了两个笑话。有一个湖南女生，回国后，她的父亲问她在日本的生活还过得惯吗？她便回道：“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只是时时要脱去裤子，很是麻烦”。她父亲听了跳起来道：“该死！该死！裤子怎么可以脱？而且还要时时脱，那不是难为情死了！”又陆礼华女士曾领导几个两江女生到日本去游历，上岸跑入旅馆时，一位华侨的招待，便对陆女士说：“请你关照她们，把裤子脱了再进去，”陆女士听了这话呆住了，那位华侨却会催促道：“快点脱吧！日本的风俗，不脱裤子，不能入室的”。后来，陆女士弄清楚了，裤子便是鞋子，便不由暗自好笑起来。

　　因为萧红曾用过笔名“玲玲”（详参：《萧红的另一个笔名玲玲》一文，原载《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而遍查上海《立报》现存各期报纸，仅此一篇署“玲玲”笔名的文章，且语涉日本旅行见闻，又恰在萧红9月离开上海之前不久发表，所以极可能为一篇萧红的佚文。

　　这篇仅300余字的“豆腐块”文章，如果确为萧红所作，至少透露出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她可能曾经想过要转换文笔风格，转向海派文学当时流行的一种幽默娱闲风格；二是她可能打算要写一系列的忆述，集中写作其在日本逗留期间的风物见闻类文章，只不过这种种设想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宣告中止罢了。

　　熟悉近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上海《立报》“花果山”副刊，是由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包天笑主编的。这一文学流派的主要旨趣，在于热衷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乐于表现城市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萧红如果要转向这一文学阵营，无异于走向了鲁迅所倡导的“普罗文学”的反面，同时也走向了萧军等“左翼文学”圈子的反面；另一方面，这也与她一直以来的善于描写底层贫困生活，富于北方乡村特色的笔法大相径庭。可以由此揣测，萧红之所以没有署上“萧红”或“悄吟”的大名，而使用了并不常用的“玲玲”之名，也是有所顾虑、有所试探的吧。

　　一次转瞬即逝的闪念之作

　　我们知道，在日本东京听到鲁迅死讯之际，萧红还写过一篇《在东京》的文章。该文大约写于1936年10月，主要是描写其在东京看到刊载有鲁迅逝世消息的日文报纸后，内心惶恐、不安、忧伤、茫然的感受种种，以及周围人物对鲁迅之死的反应。文章虽然名为《在东京》，却并不是一篇忆述其东京生活的文章。如果“东瀛谐屑”这样的系列文章，确为萧红所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萧红的“东京见闻录”，也将是研究萧红这段生涯的重要文本。

　　遗憾的是，就目前已知的萧红遗作来看，似乎并没有看到与“东瀛谐屑”成系列，或风格类似的相关文本存世。在“东瀛谐屑”发表两个月之后，萧红已身在武汉，之后发表的文章，多有涉及抗战期间的世态人心，绝没有什么幽默闲适的忆述文字。而上海《立报》在这篇“东瀛谐屑”发表4个月之后，被迫停刊，迁至香港，于1938年3月方才复刊。在此后的香港《立报》上，再也找不到署名“玲玲”的文章，更没有“东瀛谐屑”的下文可寻了。1941年4月，因时局动荡，香港《立报》也被迫停刊，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才再次复刊。而萧红，早在1942年1月便病逝于香港了，“东瀛谐屑”即使真有系列文稿存世，也绝无再次发表于《立报》之可能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篇冠以“东瀛谐屑”总名的幽默小文，只是萧红文学生涯中一次转瞬即逝的闪念之作。当然，我们仍可以心存侥幸并锲而不舍地去追问：除了这篇趣文之外，是否还有此系列的其他佚文存世？于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祈望有更进一步的发现与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