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员阮次山：“民国热”是个伪命题

　　“民国热是个伪命题。”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说得斩钉截铁。

　　这段1912年至1949年的短暂民国历史,在今时今日总被冠以各种美好反复提起,有人甚至下了“民国之后无大师”之类的判断。然而,看得见莺歌燕舞,也应看得见颠沛流离。历史往往关注权贵与名人,光鲜背后,实际是一个不适合百姓生存的动荡年代。

　　作家黄恽为这个时代抱不平,“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

　　胡适关门弟子引发的热潮

　　时光回到2009年,那一年,著名民国学者刘宜庆出版新书《绝代风流》,一时间媒体蜂拥而至,铺天盖地的评论报道,让作者自己都没想到。

　　2011年,有记者在书店查询台输入“民国”二字,显示的搜索结果有700余种——这不包括已经下架的图书,以及仍在架上但书名中没有“民国”二字的图书。

　　有学者认为,民国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后来走过三个阶段,分别为80年代到1995年前后,1995年至2000年,2000年至今。

　　人文学者智效民说,上世纪80年代引进了很多西方的思想,80年代后期到1995年前,是认识民国的早期阶段。

　　著名作家岱峻认为,“民国热”肇始于拨乱反正以后,这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胡颂平先生写过一本《胡适晚年谈话录》,书里有这么一段话。他问胡适先生,为什么台湾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胡适先生说,两岸没有统一,大陆的东西我们不能看到,既然不能看到,你说能有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吗?”

　　岱峻说,中国历代对待历史的态度,一向是隔代修史。比如民国的时候修清史很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修民国史,也是很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对民国几乎是采取屏蔽的态度。“比如我研究的几个方面,中央博物院、教会大学等,这些在民国时期是主流学术研究机关,但是在1949年以后,这些东西几乎都不提了。”

　　著名民国研究者岳南说,在“文革”之前,提到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党的官僚与军队,全是坏的。80年代之后,各方面的限制放开了一些,民国时代的东西猛长起来,引起大家注意,此为大背景。

　　“民国热的发端,应该从唐德刚先生在大陆发表著作开始,唐德刚是胡适先生最后的弟子,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一些关于民国的著作,比较早地进入大陆市场。这对胡适、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以及蒋介石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材料。”岳南说。

　　泥沙俱下的出版物

　　岱峻说,1995年到2000年前后,出版界跟上来了,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的书籍。这段时期可称为民国热的第二个阶段。但同时,民国的史料仍然存在局限,著名学者周为筠说,傅国涌在1999年第一次提笔写与民国有关的文章时,几乎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所有的情节典故都是从传记、回忆录等原始材料中搜集得来。

　　“除了历史的封闭,人们喜欢谈论过去,也是民国热的必然。”学者刘宜庆说,民国距离现在比较近,往上数三代,很多人都在民国生活过,很多历史文化传统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比如陈丹青,他父亲是参加过北伐军的。比如钱理群,他的父亲钱天鹤在民国是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关注民国,就是因为跟自己有关系。”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更多被封存的史料慢慢涌出。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第一次向公众开放,第一批开放的是1918年-1931年部分。第二年4月之后,日记其他部分陆续向公众开放。

　　史料的丰富,也把民国热推向了研究的小高潮,但是竞相出版的民国相关图书,却渐渐走偏了方向。

　　有学者统计,仅2002年,有关民国的图书就出版了100多种。“民国图书的火热,带来的是盲目跟风。比如广西师大出版的民国类图书比较流行,就会有出版社跟着出。”刘宜庆说。

　　湖南兄弟文化公司总编辑、前《书屋》主编周实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一次出版热潮中,真正的精品总是只有很少几本,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结果是,最初的思想火花“很快陷进一片沼泽”,突然涌起的民国热泥沙俱下,把一些优秀的作品埋没了。书写民国的历史和轶事从第一手材料的发掘,逐渐变为互相摘抄。

　　与此同时,智效民认为,民国热迎来了它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应该是从2000年至今。”

　　以前是丑化,现在把民国神化了

　　著名民国史专家傅国涌说,民国热是一种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赖——试图将当下的社会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国时期已建立的传统上。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从质量参差不齐的书本中得知民国历史,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当下,“民国之后再无大师论”、“民国精神论”层出不穷。“当下社会的一些缺失,会对历史产生一种依赖,所以人们会怀念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等。”

　　“伪命题。”谈到民国热,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说,民国并非人们所幻想的那样。“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民国在清朝和新中国之间,时间很短,1912年至1949年,像一个短暂的混乱的梦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它绝对不是一个适合老百姓生活的年代,安定的时候很少。几乎每一年都有大的战争,就老百姓生存状态来说,是非常差的。”刘宜庆说得很直接,“最简单的道理,假设民国就像今天描写得那么民主、自由,蒋介石在1949年为什么还会丢掉江山?”

　　在岱峻看来,如果说1949年之前民国的历史被丑化的话,现在民国热就是把它神化了。“比如很多人推崇蒋介石,说他严明治军,其实蒋介石就是独裁者,这是真实的历史,再怎么书写也改变不了。”但他承认,民国确实出现了不可复制的大师,比如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但他们的大师之路,却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历史背景。“钱学森先生问,为什么民国以后就没出大师?在我看来,民国时期,科举被废除,有了断裂,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学术有了自由发展的天地。”

　　刘宜庆说,民国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办高等教育的机制,“民国的文化机制比较活,因为当时处于动乱年代,民国政府没有太多精力来管文化人。”但民国大师的出现,也有固有的轨迹。“民国知识分子,很多祖上就是官吏,比如陈寅恪的父亲是封疆大吏,家庭有实力,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闻一多的祖上也是做官的。胡适出身算是很普通,但父亲也在台湾做过县太爷。”

　　对于20多岁就能当大学教授的现象,刘宜庆说,从20世纪初,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开始走出去,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来读硕士、读博士。有些人回国后,二十来岁就能当上教授,这和当时的大学刚诞生很有关系。“最早出去留学的一批人,大多是一八八几年出生的,胡适是1891年出生的。像胡适很年轻就被聘为教授,但是当时不聘他聘谁啊?”刘宜庆说,当时社会上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像梁漱溟写了印度哲学的一篇文章,被蔡元培看到了,就聘请他到北大当哲学老师,这和当时的大学制度,以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都有关系,“民国的学术和政治环境,是不可以分开单独讨论的。”

　　著名作家黄恽说,很多时候,我们谈论民国、民国热,都不是为了作学术研究,而是作杂文,借古讽今,这个风气,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势。我越读民国书籍和报刊,越觉得民国热可悲,可悲的是每况愈下的知识分子地位,造成一种怀恋,美化了当年。说实在的,人性是不变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不被觉察。

　　穿越百年的目光,难免夹带私心

　　“我记得曾经看到大学生拍民国范儿的毕业照,觉得很不可思议。”刘宜庆说,她们扎着小辫子,穿着像林徽因一样的蓝袍子。也许这就是文化出版对于大众的影响,可是民国范儿有了,民国精神呢?

　　岳南说,历史往往更多地去关注权贵与名人,却很少真正关注底层的人民大众,许多年后,研究者研究当下这段生活,会与现在研究民国时代一样,往往被表面的文章与字句遮住了眼睛。“所以很多普通人认为民国热浮夸,只看到上层人物的生活,而没有关注下层人民的生活,缺少悲悯。”

　　岱峻说,看待民国的历史,应该是理性的,“比如在看到民国大学教育机制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对当时的环境有所认识。“并不是国民党主观想给予宽松的环境,国民党也想把钱穆的国史大纲作为教材,但是失败了。”

　　刘宜庆说,民国是一个未完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未完,政治的改革也未完,一切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时代应该把进步的东西衔接上,把糟粕丢掉。“民国热需要降温,要看在哪一方面,写民国就是写历史,不应该虚构,不应该背书,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降温的方面。”与此同时,岱峻认为,民国的精神和情怀,应该是被继承的。

　　一名记者说,当我们的目光穿透百年中的革命、战火、贫穷与复兴,重新书写那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时,有些作者难免会带有一点当代人的“私心”与“偏见”:希望从中找出对当代有所帮助的答案。而这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举凡今天讨论的话题、历史片段,总是被刻意选取的、被当代需要的历史焦点,而绝非当年的全景。

　　周为筠说,民国热对很多大众来说是看逸闻趣事,从民国题材里可以读到一些故事性的段子以供谈资,又可以了解民国的人情世态丰富眼界,而一些作品中包涵的微言大义的东西却不被重视。这些写民国历史的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都是潜伏在文字背后的。

　　“慎终追远。”岳南说,这个慎终,是谨慎地思考人生于天地之间的意义。追远,就是看看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些什么,在自身与先贤之间做一个对比,应效法先古圣贤成就的人格与理想事业。每个人都这样去思考、去学习、去做事,人民的道德就自然敦厚了。 本报记者　陈玮　任磊磊　实习生　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