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余秀华走红应引起诗人群体理性反思

　　余秀华本名不见经传，凭借微信平台发布诗歌，居然被无数懂诗和不懂诗的人掀起转发热浪，在当下诗坛“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写诗的给写诗的看”之骨感背景下，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在数十家出版社争抢下，余秀华两诗集1月内同售，开创了中国诗坛罕曾有过的荣光。我码这篇小文时，用“余秀华”关键词百度了一下，相关结果高达600万条。

　　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过：“愤怒出诗人。”所谓“愤怒”，说白了，即罗曼·罗兰式的“不写作，毋宁死”的强烈情感冲动和表达欲望。换言之，生活是创作源泉，强烈情感是诗歌灵感的燃点。作为农妇，余秀华因脑瘫赋闲在家，婚姻给她带来的是不幸和苦闷。在诗人叶匡政眼中，余秀华“是一个被诗神拍过肩膀的人”，特别是“那种来自特殊生活境遇的煎熬与内心的激情”打动人。在我看来，与其说余秀华被诗神眷顾，毋宁谓之苦难让她打通了抵达缪斯的泉眼。

　　泰戈尔曾一语成谶：“当鸟儿的翅膀被系上黄金，鸟儿就飞不起来了。”只要是写诗的人，为什么写诗——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逻辑原点和本初命题。余秀华的写诗动机简单得没有一丝矫饰，纯粹得不染一点杂质。她写诗全部理由居然是：“因为不会打麻将”、“诗歌字数比较少”、“诗歌给她带来快乐”。她似乎不该蹿红，因为她没有为版面、为奖金、为名利而写作的原始冲动和人脉资源，她不过是用诗歌再次验证“有心栽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朴素真理。

　　多年来，好事者对“到底是大众拒绝诗歌，还是诗歌拒绝大众”命题争吵不休。有人断言大众不懂诗，有人狂言诗本不属大众、大众不配读诗。诗到底本属谁、为谁写，主流理论早有共识定论，狂徒叫嚣不值置喙。针对当下一些连谢冕冯牧等著名诗歌理论家都读不懂的古怪新诗，诗坛名宿雷抒雁曾切中肯綮地给予迎头痛击：“不少新诗只是一大堆细节、形象和软绵绵情感的简单堆砌，它们不能从历史深处给我们提供现实的教训，也不能确切地指认当下生活，更加不能预见我们的未来，这样的作品自然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到底是诗拒绝大众，还是大众拒绝诗，余秀华现象便是最好实证。

　　只要认知正常者，庶几谁也不信“好诗就应读不懂”的呓语。无论鲁迅“伟大也要有人懂”之识，抑或李渔“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之见，强调的都是雅俗共赏。雅俗共赏未必好文，好文肯定雅俗共赏，余秀华用诗作了生动诠释。不同于以往诗热要么“五分钟热度”，要么“剃头挑子一头热”，余秀华的诗歌幸得业内外一致点赞。“质朴”、“自由”、“野性”、“冲击力”等，成为网友评价余诗频率最高的词汇。旅美学者沈睿则将余比作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文学评论家张清华认为，“余秀华的诗，语言表达比较有力量，有质感，有痛感。”《诗刊》编辑刘年惊叹：“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对非议者，香港现代诗人廖伟棠则如是反驳，“非议余秀华之红的某些诗人、专业人士，对大众趣味的想当然贬低，基本上还停留在前现代主义时期的‘永恒的敌意’阶段，当然也包含了基于一种‘我是诗人’的自矜而来的俾倪。而因为这种身份自证，他们对余秀华们采取了双重标准，对自己与余秀华也采取了双重标准。”

　　文豪苏轼在《与谢民师书》中引欧阳修语断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也”。孔子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于诗亦然。市场从来不拒绝好诗，只有劣诗登不上大众客船。抢到余秀华诗集的出版商坦言，现下一本诗集印量基本维持在三千至五千册，大多只有千册，而出版社打算1万册起印余秀华的诗集。

　　无论如何，余秀华诗歌走红，应当引起诗人群体的理性反思。

　　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