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记者75年前拍纪录片《苦干》成日军侵华又一铁证
《苦干》片头
《苦干》截屏：日军轰炸场景
《苦干》截屏：摄影师斯科特骑马登上重庆朝天门码头
《苦干》75年回家路
1937年—1940年
美籍华人李灵爱策划出资、美国记者斯科特来中国拍摄抗战
《苦干》在纽约首映，引起巨大轰动
1941年
《苦干》在第十四届奥斯卡奖上被授予纪录片特别奖
1942年
这部影片消失于人们的视野，杳无音讯
二战后
美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发现《苦干》
21世纪初
3年修复，85分钟完整版《苦干》出炉
2012年
罗宾龙和《苦干》与中国成功对接
2014年
9个月谈判，中方签署合同拿到《苦干》
2015年
据新华社电 全面真实记录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的纪录片《苦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尘封70多年后，回到了它的拍摄地中国。
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波8日上午在彩色纪录片《苦干》新闻发布会上说，设于重庆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于日前获得该片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20年的使用权，将对媒体、公众和研究者开放用于研究、宣传与教育。
《苦干》的主题是“在艰苦受难中的英雄气魄”，国学大师林语堂担任前言部分导读。该片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并于次年获得第14届奥斯卡奖第一次设立的纪录片奖项。该片由美籍华人艺术家李灵爱策划并出资，美国人雷伊·斯科特摄制。
自1937年，斯科特四赴中国，拍摄了抗战前期的上海、南京、广州、香港、重庆等地，客观记录了1937年到1940年间，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以及大后方城市生活场景，勾勒出一幅反映中国抗战前期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历史画卷。
1940年8月19日、20日，日军飞机轰炸重庆。摄影师斯科特趴在与重庆主城渝中半岛隔长江相望的南岸美国大使馆屋顶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轰炸过程。轰炸结束后，他又到市区拍摄了断垣残壁、满城大火，重庆民众全力抢救灭火的镜头。这段视频全长达17分34秒。
令人遗憾的是，抗战时期这部影片没能在中国放映。尽管该片首映时获得了《纽约时报》等众多媒体的好评，但二战后便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从未重映甚至连美国奥斯卡资料馆里也找不到。
21世纪初，美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女士在研究亚裔妇女历史贡献时发现该片，随后经过6年努力，从斯科特先生后人处找到完整拷贝，再经由奥斯卡电影学院历经3年修复严重受损的胶片成85分钟的VHS版本。这也是经过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不懈努力得以回到国内的版本。
拍摄细节>>>
“趴在美使馆屋顶上
拍重庆大轰炸”
记者 郑汝可
昨日，本报记者连线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教授。他介绍，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记录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时间最准确，史实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电影原始资料。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像资料，绝大部分摄于日军轰炸机上，多为投弹情景，其他影像比较零散。《苦干》则是由美国人在中国战区实地拍摄，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等均可勘对，铁证如山，是西方客观记录日军轰炸重庆不可多得的证据。同时，由于该片获得奥斯卡电影纪录片特别奖，因而更具信誉度和影响力。
据悉，在日本飞机1940年8月19日至20日轰炸重庆时，斯科特在美国大使馆拍下了日军出动37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半个小时内向渝中半岛狂扔200吨炸弹和燃烧弹，屠杀手无寸铁的重庆居民的滔天罪行。
谈到拍摄过程，周勇分析，以重庆大轰炸为例，斯科特当时是趴在位于南岸的美国大使馆屋顶上，用16毫米(记者注：即广角镜头)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拍下的。轰炸结束后，他还到市区拍摄了消防人员和普通民众全力抢救的镜头。
周勇说，摄影师可能拍摄过重庆大街上尸横遍野的悲惨场面，可他们最终没有选择把这些场面放在影片里。出现在影片中的只有一具尸体。它向我们更多地展现的是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坚强、坚韧、不屈与执着。这样的呈现，同样真实惨烈，震撼心灵，难以忘怀。正如解说词所说这就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精神，深入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之中，永垂不朽”。这既为当时的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也为今天的中国抗战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很遗憾，斯科特主要将视角对准大后方(重庆、中国西北地区)，没有前往武汉拍摄”。他透露，纪录片中唯一与武汉相关联的，是重庆空战开始前的一句解说：轰炸重庆的飞机是从汉口起飞。
······知识延伸······
外国所摄抗战纪录片展现“一手的真实”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少外国记者来到中国，用各自立场报道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昨日，本报记者连线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虞吉，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电影。虞吉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荷兰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来华拍摄的《四万万人民》和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拍摄的《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加上《苦干》，可称为抗战时期外国人拍摄中国的代表作。
虞吉介绍，中国作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这一阶段，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不再带有“西方人拍摄中国”的猎奇和“东方主义”视角，取而代之，更多反映中国人民艰苦抗日，“他们的视角带有和平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色彩”，虞吉说，这一时期的外国纪录片，几乎看不到摆拍，而更多是展现“一手的真实”。
“以《苦干》为例”，虞吉说，这部纪录片所展示的抗战时期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及中国军民积极抗战的面貌，“不看影片完全无法想象”。
“不单是外国导演来华，中国的抗战纪录片也在向外输出。”虞吉介绍，抗战期间，中国导演的纪录拍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武汉时期，这期间中国导演们的创作具有新闻性质，篇幅较短，主要用作抗战宣传，1938年10月，中国电影制片厂从武汉迁往重庆后，导演们开始真正的纪录片创作，其中代表作有郑君里历时3年拍摄的《民族万岁》。这部影片，曾在英美等国放映，引起广泛反响。虞吉介绍，当时中国导演拍摄的抗战纪录片达到200多部，但现在留存下来，仍能找到的，已经很少了。 (记者 郑汝可)
部分著名抗战纪录片
拍摄保卫大武汉宣传活动
尤里斯·伊文思是著名国际纪录电影大师，荷兰人。1938年春，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了台儿庄大会战，以及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献金运动，宋庆龄及何香凝等在武汉的活动，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等。伊文思原准备到延安拍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素材，但由于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并受到严密的控制未能成行。随后，他把在中国拍摄的材料编辑成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还把1937年哈利·邓汉姆在延安拍摄的有关朱德、毛泽东的素材编入影片中，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影片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概况、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简要历史并较真实地反映中国抗战前段时期的面貌。
《四万万人民》开头用长条字幕介绍中国战争简要的情况。影片揭露日寇的侵略并以生动感人的画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影片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上映，受到观众极大欢迎。伊文思用影片营业收入购买了药品赠送给中国人民。但因影片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画面，在中国国民党区域却被禁止上映。伊文思未能到解放区去拍片，临离开中国时，把他拍片的一台手提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送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罗曼·卡尔曼《中国在战斗》、《在中国》
坚持到军队撤离武汉才离开
罗曼·卡尔曼是苏联的著名摄影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苏联政府派他来到中国，除拍摄新闻纪录片外，他还担任《消息报》的记者。
1938年10月卡尔曼到达武汉时，正值武汉大会战，在战火中他坚持拍摄到10月25日武汉沦陷才离开。
他用摄影机忠实记录了战时武汉的景象，敌机轰炸工人住宅区，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等珍贵影像。
接着卡尔曼转赴湖南，拍摄了前线士兵的战斗生活以及日军俘虏营的生活情况。
在广西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小演员的抗日戏剧活动，在广州拍摄了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12月，卡尔曼又到达重庆以及国民党统治区下的部分地区，于1939年5月又突破国民党封锁到达延安，拍摄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等许多珍贵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一天的活动纪实。
回到苏联之后，卡尔曼编辑了两部反映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与《在中国》，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介绍给苏联人民及世界人民。
郑君里《民族万岁》
反映滇缅边境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中国导演郑君里历经3年、跋涉数千公里拍摄了一部抗战片《民族万岁》，陶金、舒绣文等明星为此片担任了解说。
1940年郑君里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随后赴中国西北、西南拍摄各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一直拍摄到1942年底，甚至远赴滇缅边境拍摄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
当时中国远征军的抗日名将孙立人看到了郑君里等冒着敌人的炮火拍摄镜头，十分感动，还特地接受了摄制组的采访。
走进这部纪录片的高级将领还有：冯玉祥、朱绍良、傅作义、黄旭初等。反映了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等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风土人情等。
其中，各族同胞为抗日前线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等，内容十分感人。当时，英美等西方国家放映的有关修建滇缅公路的历史镜头，也是取自这部纪录片。
整理/记者 郑汝可
来源/部分出自《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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