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淇之子：张爱玲并非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张爱玲不是我父亲的唯一好友

　　宋淇，这是一个在文学界与张爱玲紧密相连的名字。张爱玲生前，视他为知己好友；张爱玲去世后，将遗产留给了他和他的妻子保管，如果不是他，《小团圆》《雷峰塔》《少帅》等作品恐怕难以重见天日。然而，昨天宋淇之子、知名统计学家宋以朗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却表示：“很多人觉得张爱玲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实情并非如此，只是张爱玲恰巧留下了大批书信，资料最多，所以篇幅便最多了。”

　　这一点，从宋以朗最近出版的《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一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书中讲述了父亲宋淇的传奇一生，以及他与钱钟书、傅雷等好友的相知相惜。现代快报记者 郑文静

　　用笔名“林以亮”怀念好友孙道临

　　宋淇，生于1919年5月，卒于1996年12月，笔名有很多，如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等。他小时读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等书启蒙，其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十六岁入读燕京大学。抗战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话剧和学术活动，编有舞台剧《皆大欢喜》，与钱钟书、吴兴华、夏济安、夏志清、傅雷、张芝联等人皆有深交。

　　“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孙以亮，是我父亲非常重要的好友。”宋以朗表示，甚至父亲宋淇最常用的笔名“林以亮”就是为了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因主演《雷雨》《乌鸦与麻雀》《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早春二月》而广为人知。

　　大学时期，宋淇还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邝文美。“父亲在燕京时非常喜欢打篮球，因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孙君有一位女朋友，叫邝文英。邝文英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父亲，也就是我母亲邝文美。当时大约是1935年至1936年间，她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邝家也在上海居住。所以曾有人说我父母是燕京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傅雷情史与《殷宝滟送花楼会》

　　傅雷也是宋淇的好友，并且与张爱玲也熟识。宋家在上海时住在安定坊这条街，傅雷一家在3号，宋家在5号。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傅雷书简》收录了傅雷与很多好友的通信，其中致宋淇的就有十二封。

　　曾经有张爱玲的粉丝说：“张爱玲的小说里，我唯一看不太明白的就是《殷宝滟送花楼会》。”但对宋以朗来说，这篇小说并不难看懂，因为他从父亲留下的日记和父亲与张爱玲的通信中了解到，该小说男主人公的原型正是傅雷。

　　《殷宝滟送花楼会》最先发表在1944年11月的《杂志》上。故事的主人公叫“爱玲”，即张爱玲本人。有一天她家门铃响了，她去开门，见到一个叫殷宝滟的女子。她是爱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两届的同学，她爱上了罗潜之教授，罗教授有老婆孩子。不过就算他没有，宝滟也没打算嫁给教授。文章结尾是爱玲的心声：“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张爱玲写作有个特点，你让她凭空去写是不行的，一定要别人告诉她一个故事，她抓住主题来展开。”宋以朗表示，后来，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因为这篇小说的出版最终影响到了原型傅雷和真实生活中“宝滟”之间的关系。

　　钱钟书给宋淇写信用“呵呵”

　　宋淇与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也是至交好友，而且宋淇一家与钱钟书一家交往密切。

　　“在普通大众眼中，钱钟书是大学者。但从我父亲与钱钟书夫人杨绛的通信里，可以读出钱钟书的‘痴气’。”宋以朗告诉记者，1980年年底，宋淇曾寄过一些笔给钱钟书，杨绛回信，向宋淇爆料说钱钟书有咬笔的习惯，十分孩子气：“钟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宋淇为什么要给钱钟书寄笔呢？原来，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宋淇干脆给钱钟书寄去了一些笔和信纸，让他写清楚一点。对此，钱钟书风趣地写信告诉宋淇自己用新信纸的感受：“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宋淇致钱钟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钟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 (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呆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让人忍俊不禁，简直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一代大师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