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回应新作被指不接地气: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

　　严歌苓新书《床畔》首发式前晚在北大举行，主题确定为“我为什么写作”。为了壮大声势，出版社特意按照严歌苓的要求（刘震云语），选择了“男的”、“必须是在一个出版社出版作品的”、“在北大必须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的刘震云作为对谈者。两个重量级作者、一个严肃的主题，按说对谈应该奔着高大上方向前进了，不过全场听下来却发现，两人谈话基本不在一个频率上——严歌苓主要负责现实、严肃，刘震云则自动承担起了负责天马行空和搞笑的责任。为了让读者的思维不至于过于分裂，我们只能把对谈割裂，分头叙述对于《床畔》，他们究竟谈了什么？

　　护士爱上“植物人” 读者直呼“不理解”

　　严歌苓：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

　　《床畔》的故事要从1976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万红，护校刚毕业就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她的使命是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这位“活烈士”——他是个植物人。严歌苓说，这部小说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的爱情故事。严歌苓十分“极致”地描述了护士和植物人病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感情，万红甚至为了这个素昧平生、没有言语交流过的病人多次拒绝了爱情和婚姻。但这样的尝试也让读者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有读者觉得女主人公“不接地气”、“生活中不可能有这种人”。面对质疑，严歌苓云淡风轻地称自己是个特别固执的人，“我就是执迷不悟，喜欢什么就会一直做下去，文学就是这样的”。“我不明白什么叫接地气。这本书是象征主义写法，不是写实主义，不是经验主义。如果完全写实，卡夫卡的《变形记》就不存在了。”

　　尽管并非写实主义，但是这部作品却丝毫不缺少细节。严歌苓遵守着自己实地调查采写作品的原则，详细查阅了有关植物人的资料，还住在医院二十天来观察护理细节，“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医院当护士，有几十年经验，我写作时曾详细问过她很多细节。”

　　严歌苓脱下军装多年，但她依然认为从军生涯对她影响至深。“我在部队呆了13年，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她说，军队生涯让她提纯出万红的故事，这对自己的青春也算是有一个交代。她介绍，《床畔》从构思到完成长达20年，整整写了三遍。对于小说的名字《床畔》，严歌苓也是几经斟酌，最开始发表在文学期刊时名叫《护士万红》，出版成书又改名《床畔》。对此，不仅很多读者表示更喜欢《护士万红》这个名字，连严歌苓自己也有些懊悔，曾经想在最后一刻将名字改过来，但当时书名已上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时已晚。

　　几乎每年都能看到严歌苓的文字作品面世，而经由她担任编剧的影视作品也不间断。不过她介绍，《床畔》不会与张艺谋合作，“在改第二稿时，张艺谋已经放弃。”

　　谈批林批孔 说女兵 跑题不断

　　刘震云：替穷人说话的一定不是穷人

　　刘老师云“这是歌苓第一次用‘物的名字’（来命名作品），之前都是用‘人的名字’，包括《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等——寡妇也是人！《金陵十三钗》——妓女也是人！！……常在河边走，不能不湿鞋——床畔边上走，会发生什么事？” 对于严歌苓，刘老师评价“歌苓是非常独特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消逝，被遗忘的事情，被遗忘的人物，那些生活的片断，她是唯一一个把碎片捡回来的作家，包括《床畔》，写的是被大家遗忘的英雄时代人们对英雄的情感。这是作家对文学、生活、历史独特的认知，不断打捞被中国人遗忘的历史。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生活在中国。不生活在中国的人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当然她也属于中国人——我觉得这特别符合事物变动的规律。替穷人说话的一定不是穷人。”

　　对于两人共同的当兵经历，刘老师回忆“我们俩人当兵不一样，她是舞蹈演员，我是在戈壁滩上，冬天零下20多度我每天背着枪。因为‘批林批孔’，我被调到师部写文章。我的小说是从这时候开始写起的，因为我既不认识孔子，也不认识林彪，但我开始批判他们，要记住这就是最好的小说。”

　　刘老师刚从十万八千里外的漫谈回归对谈主题，立马又抛出一个“女兵”话题，“我头一次见女兵，太阳光晒下来，我能看到她们脸上以及胳膊上的茸毛，是那么的纤细夺目。那时候部队招待所有洗漱间，女兵爱洗头，我拿着水壶去打开水，打开水时看到头发非常乌黑，而且很长。她们正在说话，是鸡毛蒜皮的事，我听着就像进了天堂。打了水，回到宿舍，倒到脸盆里，再去打……招待所所长后来跟我说，小刘啊你可真能喝！我说都是批林批孔闹的，批得我口干舌燥。突然有一天听到外面喊口号，我心说坏了，文工团要走！她们是笑着走的，但她们不知道，有个15岁的少年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跟到了火车站。火车走了，我哭了。”

　　最后，刘老师还“搂草打兔子”顺带推荐了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写过一个小说《新兵连》，大家可以和《床畔》结合着看看。因为《新兵连》写的是男的，《床畔》写的是女的。护士万红让‘新兵连’走向‘床畔’。”文/本报记者 祖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