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抗战:年纪大已记不得自己生日 但不会忘抗日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78年前，卢沟桥畔，一场国殇。面对日寇的公然挑衅，英勇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用生命捍卫家园。

　　1937年7月7日，郑福来刚刚6岁，他忘不了那夜密集的枪炮声；赵学增的父亲赵振标正在29军军训团受训，即将迎来与日寇的第一战。翟维俊、尤广才、邵仁卿、曹子锜、白布佳、高振中、顾理昌……《北京·人物》寻访到的这些抗战老兵当时也才十几岁，震惊之余，他们心向抗日，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

　　今天，又一个“七七”，我们共同回忆那一夜的壮烈，回忆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为国而战的忠魂，精神永存！

　　1937年7月7日，白布佳14岁。他说——

　　“家里来了坏人，我要把他们赶出去”

　　1937年，我还在老家山西平陆县的一个偏僻小村，全村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沾亲带故的。我的学校在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相对繁华，偶尔能看到从太原寄来的报纸。这些报纸帮我看到外边的世界。

　　那年下半年，我在学校看到了一份从太原寄来的报纸，上面写着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老师在课堂上举着报纸，挥舞着双臂，压低声音告诉我们：“日本人打来了！”

　　我当时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并不真正懂得如何保家卫国，甚至不知道日本在哪儿，卢沟桥对于我来说太远了。懵懵懂懂中，我惟一确定的是，家里来了坏人，我要把他们赶出去。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只能用咒骂日寇的方式发泄仇恨。

　　那一年，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军队，取得抗日首胜。我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胜利，还因为我找到了宣泄仇恨的方式，我要投军抗日，保卫家园。

　　几经周折我来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烽火剧团，我们的很多剧目都与卢沟桥事变有关，都是真人真事。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当时年纪小、口音重，只能偶尔跑跑龙套。每次，我都是演日本兵，背着比自己还高的枪，晃着膀子走到台上，恶狠狠地骂两句，然后再歪歪扭扭地晃荡下台。一下台，我就飞快地脱掉日本军服，守在幕布后观看演出。演日本兵让我心里很是委屈，我总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战斗英雄，上阵杀敌。

　　每每演员和观众喊出“打日本，救中国”的口号时，我就热血沸腾，也挥动拳头跟着高喊，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那种同仇敌忾，让我心中温暖。

　　今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了，我很骄傲，也很光荣，因为我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共产党员。那场战争，我没能真的开枪杀敌，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哪怕一件纪念品，但我并不遗憾，因为这段经历就是我最宝贵的纪念。

　　我现在年纪大了，甚至记不得自己的生日，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抗日。

　　（本报记者 刘冕）

　　1937年7月7日，尤广才18岁。他说——

　　“七七事变促我投军抗日”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中国人是个打击。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进入山东峄县图书馆当练习生。在那里，我读了很多书，而且每天都能看到报纸。后来，图书馆专门买了一架电子管收音机，每晚11时我都要收听新闻，然后写成大字报，第二天张贴到县城四个城门和街道上。

　　1937年7月，收音机中传来“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百年古都竟落入日寇之手！当时，我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多么想投身抗日烽火之中，做一个像岳飞、戚继光那样的民族英雄，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

　　后来，我辞别老母，辗转奔波，终于逃离沦陷区，在“潢川青年干部训练团”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涯，后又考入黄埔军校。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时刻关注抗日动向，希望能早一天冲上前线，和日寇拼杀，为祖国洒一抔颈中鲜血。

　　但我们等来的是一次次作战失败、一次次国土沦丧的消息，学校也要从武汉迁往四川。

　　我们沿乌江行军，战局不利压在每个人的心头。乌江滩险水急，裸露的礁石星罗棋布，满载的货船逆水而上，赤膊的纤夫挎着纤绳，弓腰俯身，头几乎着地，口里喊着雄壮的号子，艰难前行。他们的坚毅、顽强、悲壮令我感动，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写照——为挽救祖国危亡，万里行军，肩上扛的是祖国的命运，我们是背着祖国在奋勇前行啊！想起这些，我重新昂起头，胸中又升起希望与壮志。

　　在长沙会战中，我的很多同学牺牲了，实现了为国捐躯的诺言。而毕业留校的我，多么想向北出征，在卢沟桥上痛击日寇，光复北平，打回山东老家。但事与愿违，我们54军被派驻戍守中越边境，我成为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开赴中缅印战场。1945年3月16日，我带领特务连和日军肉搏，并成功占领西保。战后，我获得勋绩表，得到“忠勇果敢、指挥从容、行动坚决”的表彰。

　　1993年，我女儿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去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卢沟桥。桥上那怒吼的石狮见证着历史，它们看着日本鬼子打进了北京，也看见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战斗，更看见了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伟大胜利！站在桥头，我想起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同学和战友，他们是英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

　　去年，我国把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而9月3日也正好是我的生日，成为抗日战士，是我一生的骄傲！（本报记者 高健）

　　1937年7月7日，曹子锜19岁。他说——

　　“我们提前毕业赴战场”

　　1937年，我正在黄埔军校昆明分校读书，学校里有报纸，我经常去看。“七七事变”的消息，我就是从学校的报纸上知道的。那时，全国都震动了，我们这些军校的学生更加关注宛平城的消息。当时我很气愤，我盼望着自己能快点毕业，上阵杀敌。

　　其实，我原来是昆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但只念了一个学期，1935年黄埔军校第一次在昆明招生，我就跑去报名，结果真的考上了。

　　军校就建在原来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我在军校里第一次摸到了枪，也受到了最严格的军事训练。

　　我们本来应该在1938年毕业，但“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我们第一期700余名学员提前毕业，大多数同学都奔赴战场。第一批北上的队伍是国民革命军第60军，我们到巫家坝给他们送行，这也是云南第一支北上抗日的队伍，随后走的第二批是58军。我的同学樊成楦就被编入第58军，北上台儿庄，后来，他为国捐躯了。

　　我也盼望着北上，但我被分配在龙云警卫一团，在云南驻守。后来，警卫一团编入国民革命军93军18师，负责守卫滇缅公路。当时日军轰炸滇缅公路全线，妄图切断这条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我们与日军长期对峙，守卫着云南百姓用血汗建起的这条生命之路；我们驻守红河州屏边县，防止日军从越南入侵……

　　我有一支比利时步枪，7毫米口径，那是我毕业后的第一支枪。后来我当了营长有了手枪，但这支步枪一直带在身边，它跟着我一起守卫滇缅公路，守卫云南，跟我一起见证胜利。

　　1945年9月28日，我与20万战友在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那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一天。

　　现在我老了，脑子晕晕乎乎的，记忆也不连贯了，但抗战的日子我一直记得，梦里还会常常回去。

　　（本报记者 方芳）

　　1937年7月7日，翟维俊11岁。他说——

　　“我盼望着为抗日出力”

　　1937年，我第一次听说“七七事变”，那时我11岁，正在山西省翼城县一所小学上学。那天，一位叫翟光增的老师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同学们，日本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我知道卢沟桥是北京的一处古老桥梁。日本人竟然在那里制造事端，全面侵华，这让我震惊，更让我愤怒。当时，我是儿童团的一员，我们每天都列队高唱抗日歌曲，我期待着长大后能走上战场，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保家卫国。

　　那之后，老师又告诉我们更多不幸的消息：北平沦陷，天津失守，日本鬼子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当时，我们村里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一提起日本鬼子，都恨得牙根儿痒痒。

　　很快，日军开始南下，战火蔓延到我的身边。当时，山西省一百多个县陆续被占领，我的家乡翼城县桥上村也未能幸免。日本兵整日抢粮食、抓壮丁，飞机没完没了地轰炸——曾经美丽的家乡，一下子成了人间炼狱。

　　1939年，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我们那儿伏击鬼子，打了漂亮一仗。那时我13岁，跟父亲一起去给部队送饭、帮着抬伤兵。

　　这支国民党军队离开后，日本军队疯狂报复，附近的好几个村子被杀得鸡犬不留。日本人还派飞机轰炸我们村，我的祖父、父亲、舅舅都死于轰炸。

　　国耻家仇，让我义无反顾地从军抗日，绝不能当亡国奴！17岁那年，我参加了游击队，曾救过美军飞行员，打过进村扫荡的日寇。后来我又参加了八路军野战部队，举枪杀敌，前胸后背，枪伤留下的疤痕有40多处……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做的，军人，就该为人民流血……

　　后来我因工作关系来到北京，多次去过卢沟桥。我非常敬佩当年那些英勇杀敌、长眠于卢沟桥下的大刀队队员。卢沟桥见证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日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勿忘国耻，永保和平！ （本报记者 刘欢）

　　1937年7月7日，高振中15岁。他说——

　　“我钦佩英勇的大刀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大刀进行曲》，是我对“七七事变”的全部记忆。

　　1937年，我还只有15岁，偏僻的家乡，消息闭塞，“七七事变”之于我，很模糊，后来，我随父亲投军，“抗日”的概念才渐渐清晰起来。

　　1941年，家乡河南内黄县遭遇洪灾，缺吃少穿。我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母亲做了一双白底黑面儿的布鞋，放在我的行囊中，这双布鞋一直陪着我。我舍不得穿，想家时，就掏出来看看。

　　后来，我加入冀察战区司令部，又与父亲分开，这双鞋就是家的念想儿，鼓励着我坚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流传开来。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部在河南洛阳驻扎。一天，我听到一位老乡唱起《大刀进行曲》，唱得十分有气势，我很好奇，就向老乡问起歌曲的由来。

　　老乡来自宛平，他对我说：“这歌唱的就是29军大刀队呀。1937年7月7日，面对鬼子的挑衅，他们奋勇抵抗，有个战士用大刀接连伤敌十几人，最后，与鬼子同归于尽……”

　　我听得热血沸腾，这是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七七事变”的来龙去脉，我记住了《大刀进行曲》，我钦佩大刀队。“七七事变”、卢沟桥、这首歌，见证着我们中国人不怕死、不屈服，与鬼子抗争到底、誓死保卫家园的英勇顽强。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乡，才知道父亲也加入了类似大刀队的部队抗击日寇，曾3次身负重伤，前胸后背有数十处伤痕……

　　如今，父亲早已去世多年，但我忘不了他身上那些狰狞的伤疤，这是父亲的骄傲，我更引以为傲，这是我们家族的“勋章”。（本报记者 石滢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