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首次发现抗战时期“良民证” 日军侵华添铁证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市档案馆征集民间文物

　　“良民证”首现身日军侵华添铁证（图）

　　郑东红 通讯员 顾永林 文字编辑 王月焜　摄影 郑东红 通讯员 顾永林

　　编辑动机

　　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路口的日军全副武装，逐个盘问、搜查过往的老百姓，只有拿出证件才会被放行。而这个重要的证件，就是“良民证”。它是抗战期间，日伪政权对中国老百姓的身份管理制度中推行的身份证明，也是日本侵略中国最有力的罪证。真实的“良民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天津市档案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民间文物征集中，本市首次发现了那个时代的身份证明。

　　赵维均老人捐赠的这张证明，是近年来天津首次发现的“良民证”。1945年后，有幸保存下来的“良民证”极为稀少。此次被收录到档案馆，它依然提醒着人们，时刻要不忘国耻铭记历史。

　　只是一种俗称

　　名叫“良民证” 其实是俗称

　　昨天，记者在市档案馆见到了这张“居民身份证”——长约4寸，宽约2寸，由于保管较好，字迹依然清晰。证件整体采用竖版格式，文字采用的是繁体汉字，并没有日文。

　　这张70多年前的证件，见证了日本曾经入侵天津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发证日期是民国三十年，也就是1941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时期。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为什么证件上没有“良民证”的字样，而影视剧却将其称为“良民证”呢？

　　市档案馆方面介绍，“良民证”是老百姓们的俗称，它的正规名字就是“居民身份证明书”。赵维均老人说，“日本鬼子查证时凶极了，面露凶相，极为严厉，只有你能拿出证件，再说上几句当时的宣传口号，日本鬼子才会说：‘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放行，所以百姓不叫它居民证而叫‘良民证’。”

　　办张“良民证” 搭进半亩地收成

　　这张“良民证”的捐赠者是市民赵维均，1927年生人，今年已88岁高龄。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老人将一直珍藏着的当年的“良民证”捐献给市档案馆。赵维均老人说，他1941年从武清桐林乡（现白古屯）老家来天津市区学买卖，要经常外出，不办这个“身份证”，进天津城走到半道就有被抓的可能。他也就是在那种战争背景下，被逼无奈办理了“良民证”。

　　赵维均老人说，当时办“良民证”必须先申请。要写申请书，包括姓名、年龄以及出门的事由等。当时日伪在沦陷区建立保甲制，形成“县—乡—保—甲”体系，居民证审核权下放到最底层的甲长保长。“我们家先跟甲长保长说，他们递到伪乡公所，再由伪乡公所报到县里。由伪县公署进行审核，证明没有刑事犯罪记录，更重要的是没有参与抗日活动。”赵维均老人说。

　　发放此证，当时“官方”的“办证费”是四五升棒子，但是实际上花费要多得多。“那些汉奸经办人借机层层勒索老百姓。我父母为了给我办证，花去了我家4斗棒子。当时一斗相当于16斤，4斗就合60多斤。那时地里收成薄，一亩地也就打下10斗粮食，这4斗粮相当于半亩地的收成了。”

　　此外，证件上贴的照片是赵维均起证时照的，照相对于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中国百姓来说，也是非常的奢侈。“我是专门去了一趟县城照的相。”老人回忆说。

　　凭“良民证” 过河进城

　　“良民证”不光证明了日寇对中国百姓的侵略暴行，更是国人不能忘却的惨痛历史。赵维均老人讲起当年的情景：“天津是沦陷区，老百姓出了家门就要把‘良民证’带在身上。当时在天津城里的车站码头、路口桥头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进出必须接受检查。我在三条石小闸口大街的一家木行（卖木材的）学徒，经常过河（海河）办事，当时日伪军在金钢桥、金汤桥、万国桥（今解放桥）、大红桥等处都设卡。”老人记得，当时远远就能看见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枪都是三八大盖，还有伪警拿着警棍。

　　“当时乡下也盘查得很紧，日军在武清城关设卡，我们去县城里赶集，有时甚至不让进城，怕的是混进武工队，后来就把集市由县城里挪到城外，在南关外固定设点，跟影视剧里演的真是一样的。我从武清坐火车进城，一路上盘查，在天津东站下火车，火车站一向是盘查最严的地方。”

　　老人说，当时“良民证”的作用很大，在紧急时刻可以用于“救命”，如果被查的时候没有证，男的就有可能被拉去做劳工，女的可能被安排去当慰安妇。好多人就突然这样失踪。

　　日兵查证 前倨后“恭”

　　从1941年开始，日军在天津先后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只要看到街上拉出“热烈拥护治安强化运动”等横幅标语，就知道日本人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又来了，设卡盘查就会查得更紧了。“那阵子，日军还每每到旅馆、澡堂子等突击检查，深更半夜的去查证，到处拘留人，当时我们百姓天天提心吊胆。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在盘查‘良民证’时，又要增加背诵侵华宣传口号，只有说出几句诸如‘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话，才能被日本兵认可为‘良民’”。

　　据了解，“良民证”的使用在日本侵华期间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抗战前期，如1937年，在路上的日本兵身强体壮，极其嚣张，路人不仅要出示证件，而且还要向日本兵鞠躬，行礼动作慢可能招来皮肉之苦。后来，又增加背诵侵华宣传口号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情况有所转变，日本兵数量明显减少，且老弱病残兵居多。后期日本人实行怀柔政策，对于鞠躬等不作硬性要求，有人要行礼也会被拉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示了日本兵力空虚，即将走向失败。

　　新报记者 郑东红 通讯员 顾永林 文字编辑 王月焜　摄影 郑东红 通讯员 顾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