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媒体二百年

　　世界华文媒体二百年

　　郭招金

　　编者按：1815年8月5日，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至今整整200年。现发此文，以志纪念。

　　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华文媒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1815年8月5日诞生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至今已200年。200年来，全球华文媒体走过一条既辉煌灿烂又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如今已成长为全球传播界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国际舆论界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一、世界华文媒体研究范围

　　世界华文媒体主要指在中国以外，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由华侨华人主办的，以中文或汉语为载体，以华侨华人为服务对象的各种媒体，包括纸媒、音频、视频等传统媒体，也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和各种新媒体。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与全球华文媒体有着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通常说的世界华文媒体也包括这些地区的中文媒体。

　　目前华文媒体与华语媒体两个概念通行。一般讲的华文媒体也将华语媒体包括在内；除个别语境之外，讲华语媒体时也将华文媒体包括在内。

　　在中国大陆的中文媒体严格意义上不应称为华文媒体，因为“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人们习惯将汉民族的语言称为汉语，把汉文字叫做中文，而不叫华语或华文，因此不能将中国大陆的中文媒体称为华文媒体或华语媒体，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允许。香港地区的中文媒体在严格意义上也不能称为华文媒体，因为香港《基本法》第9条和《法定语文条例》第5章第3条第1节规定，“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语文。”按此推论，澳门、台湾地区的中文媒体也不应该称为华文媒体，应该称为中文媒体，但在特定语境下也可称为华文媒体或华语媒体。

　　在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有不同称呼。在现代电子传媒繁荣发展之前，世界各地华文媒体主要是以中文报刊的形式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少使用华文媒体一词，而一般称之为“中文报刊”。1968年成立的全球华文媒体的行业组织，就叫做“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该协会从创办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年会，名称至今未改。进入新世纪以后，才广泛使用“华文媒体”或“华文传媒”一词。2001年，中国新闻社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全球华文媒体的行业高端论坛，叫做“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此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从2003年开始，中国新闻社正式出版记录全球华文媒体发展状况的大型工具书，叫做《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可以说，从新世纪开始，“华文媒体”一词开始通行，其内涵也越来越清晰。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重视对中国读者的宣传，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主要媒体所开办的网络媒体都有中文版，其读者对象实际上是设定中国内地读者，当然也包括全球华侨华人读者。这些西方媒体的网络中文版已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中文读者，因此有学者认为，世界华文媒体应该包括这些由外国人开办的中文网络媒体。我认为，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但本书是《世界华侨华人通史》的“华文传媒卷”，研究范围不包括这些。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早期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已成为当地华文媒体的起源，应在研究之列。

　　我国台湾省曾被日本侵占半个世纪之久，在二战期间香港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曾遭遇日军铁蹄的蹂躏。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所开办的中文报刊，以及日军二战期间在南洋各地所开办的各种中文报刊，其目的是对台湾同胞、对华侨进行奴化教育，本书相关章节均有所提及，但世界华文媒体研究将这些媒体排除在外。

　　二、二百年间的四次大发展机遇

　　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诞生的中文报刊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一份月刊。木板雕印，线装书形式，每期约2000字，由两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中国人梁发(又名梁亚发)负责刻印和发行工作。该刊初印500册，后增至2000册，在南洋华侨中免费散发，其中一部分由专人带到广州，分送给参加地方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该刊于1822年停刊。现在学术界公认它是中国近代报刊和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源头，也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宗旨，我们将它作为近代报刊的起源，是基于它与此前的《邸报》相比较，有以下不同：一是有言论，有社会新闻报道内容；二是定期出版；三是刊有港口货物的商情信息。这已具备近代报刊的一些基本特征。所以，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指出，该刊为“华文报纸第一种”，“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时，星马一带的华侨只有3万人左右，且大多数是文盲，尚不具备中文报刊滋长的客观条件。当时西方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寻求海外扩张机会。就在这份报纸诞生后4年，即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到新加坡开埠，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此后，华侨下南洋谋生开始增多，但华侨人数总体上尚不足支撑中文报刊的成长。所以在第一份中文报刊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中文报刊始终处于幼芽状态。鸦片战争之后，华侨大量下南洋，还有大批华工被运送到南北美洲从事苦力，海外华文媒体赖以生存的读者受众逐步形成。所以，19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洲和南洋开始出现与华侨关系更为密切，新闻特性更强的华文报刊。比如，1854年在美国旧金山诞生的《金山日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化的华文报纸，为周报。1856年在美国萨克拉门托尔诞生的《沙架免度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近代化的华文日报。1858年，在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出现第一份中文日报《中外新报》。1881年，《叻报》在新加坡创刊，这是南洋第一份由华侨自己创办并真正具有新闻报纸形式的中文日报。

　　世界华文媒体诞生以后，200年间的发展道路曲折不平，有高潮，有挫折，也有沉寂。期间曾出现四次大的发展机遇。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加速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推动了维新运动走向高潮。康梁变法维新的主张，震惊中外，许多优秀的中国人都投身报业，企图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变革图存。紧接着，以推翻清朝封建政府为使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也在海外大办报刊。据学者统计，当时辛亥革命的先驱在海内外所办报纸120家，其中多数创办于海外，如日本、北美、南美、中美、澳洲、南洋等地都有兴中会、同盟会创办的机关报。这些革命党报刊发表的大量言论，唤醒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直接为华侨参加辛亥革命作理论动员。梁启超1912年在北京一次演讲谈到辛亥革命迅速获得成功的原因时认为：“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言也。”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1929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南洋地区也未能幸免，许多华侨回到国内，华文媒体开始萎缩。但在二战前，南洋地区华文媒体再度繁荣。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东南亚和美洲地区的华侨都自觉投入到团结抗战斗争之中。当时海外出现办报热潮，《救国时报》、《先锋报》等大量抗日主张的报纸诞生。以至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新加坡以后，对当地华侨大肆进行杀戮，大约有3万名华侨在日军的这次大屠杀中丧生。日军迁怒于南洋华侨，认为如果不是你们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早就打下中国。

　　三是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投降后，海外华文媒体空前繁荣，许多被停刊的报纸纷纷复办，同时又出现一些新创办的报纸。据统计，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6年的16个月中，东南亚地区新创办华文报刊230种，其中日报64种。

　　四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二战之前的100多年间，海外华文报刊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对外延伸部分。华文报刊作为华侨的报刊，海外华文新闻史由此曾作为中国新闻史的一部分而存在。二战之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华侨也加入所在国国籍，他们不再是华侨，而是所在国的公民。华文报刊也逐步蜕变为当地华侨华人族群的报刊，成为分别属于不同国别的新闻媒体，海外华文媒体已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大陆对外移民基本停止，只有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居民继续对外移民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的再移民。这个时期，海外华侨华人社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在许多国家，华文媒体的读者人数不再增加，反而因岁月流逝而逐年减少。在这个大背景下，海外华文媒体的前景自然是逐步走向消亡。在20世纪70年代，海外华文媒体同行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中文报刊还能办多少年，因为读者死一个少一个。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后实现逆转，由于中国对外移民潮的再度出现，海外华文媒体并未走向消亡，而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到了21世纪初，这种趋势已成为共识。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中国作为强大经济体的崛起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世界各国对华文媒体都采取宽容、支持的政策，甚至给予一定的经济扶持，华文媒体的发展进入良好的时代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华文媒体的读者群在迅速扩大，华文媒体的前景已经由悲观转为乐观。但又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模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华文媒体也一样经历着这场变革，但仍可以乐观地认为，变革的是传播的形式，作为传播信息、传播文化的媒介，海外华文媒体将在变革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二百年间不应被淡忘的那些人

　　世界华文媒体已走过200年的发展历程。200年岁月悠悠，多少历史烟云已经散去，但总有一些人的身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后人淡忘。

　　一是许多革命家和文化大家曾参与海外办报活动

　　史学家认为第一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用来传播他们思想的报刊，是1874年在香港创刊的《循环日报》，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该报主编王韬则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他在《循环日报》主持笔政有十年，在《循环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整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近代史上著名的政论家郑观应大量政论文章也是由王韬推荐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他在1893年出版的政论文集《盛世危言》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这部政论文集的热情读者，曾在深夜灯光下读完这本书，得到很大启发。

　　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家都有在海外参与办报的经历。对他们来说，通过办报表达革命主张，唤起民众是促成革命成功的重要途径。对海外华文媒体来说，则是大大提升海外报刊的专业水平及其影响力。

　　孙中山在1885年中法战败的刺激下，“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他开始是向国内报刊投寄稿件，宣传革命主张，后在海外直接创办一系列报刊。1900年，他亲自领导的兴中会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日报》在香港创刊。1905年，以兴中会为首的各革命团体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不久，1905年11月孙中山即在东京创办第一份大型机关报《民报》。该刊是一份大型时事性政经月刊，被认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该报先后出版5年，中国近代现代史上著名人物如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等都曾为该报撰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报的创刊词由孙中山亲自撰写，他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并将其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后被简称为“三民主义”，成为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领导创办的报刊还有《建设》、《光华日报》等，还积极协助《国民报》、《图南日报》等革命报刊出版，领导和参加了革命报纸《檀山新报》、《民报》、《中兴日报》与保皇报纸《新中国报》、《新民丛报》、《总汇报》之间的论战。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1910年在马来亚槟城创办的《光华日报》，现在仍在出版，与香港《大公报》一起，是两份连续出版百年以上的华文报纸。

　　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早在1896年就在上海创办机关报《时务报》。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内保皇派所有报刊有的易手，有的被封或被迫停刊。康、梁逃亡海外，在加拿大创办保皇会，随后又在南洋、日本、欧美、澳洲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多达170多个，从事保皇和君主立宪活动。他们在海外所办报刊，最有影响力的是先后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梁启超亲任主编。该报共发行100期，梁启超在第100期上发表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强调了报刊作为国家耳目喉舌的重要作用，这是梁启超新闻思想的重要文章。1901年《清议报》停刊之后，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每天白天为报纸撰稿五千言，晚上还要到保皇党人掌握的大同学校讲授中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梁氏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精力最旺盛、写稿最多、名声最大的时期。该报在海外影响很大，在国内设有97个代销处。毛泽东少年时看到的第一份报刊就是《新民丛报》，并深受其影响。吴玉章、郭沫若、邹韬奋等都在他们文章或著作中提到早年曾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该报文章中系统谈到要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中国才能富强，国家才有希望。

　　百年后再看康梁与孙中山在海外的办报活动，尽管他们政见对立，但主张兴办教育，开启民智，改造社会，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办报活动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掀起了海外华文媒体历史上第一次办报高潮。他们高水平的论战文章，大大提升了海外华文媒体的办报水平。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为浙江籍学生同乡会的杂志《浙江潮》撰写稿件，开始他的报刊活动生涯。1906年，青年鲁迅弃医从文，首先考虑到要在东京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杂志，取名为《新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这时候，留学生杂志《河南》创刊，鲁迅以“令飞”和“迅行”的笔名为这份杂志写译了6篇皇皇巨著，累计近10万字。可以说，鲁迅是从海外华文媒体上发表作品，开始他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生涯的。鲁迅一生写作很少有鸿篇巨制，这也许与他早期在日本的中文报刊活动有关。

　　近代名人章士钊于1914年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陈独秀也参与撰稿。1914年，李大钊赴日留学，他在课余时间，积极从事报刊活动，先后担任留日学生进步团体神州学会的机关刊物《神州学丛》和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的主编，并在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

　　在20世纪20年代，大批中国青年到欧洲留学。周恩来、朱德等在欧洲留学期间参与当地中文报刊的创办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香港、海外阵地宣传抗日。1941年，廖承志在香港亲自领导《华商报》的创建工作。当时大批文化人如邹韬奋、郁达夫、茅盾、胡愈之等都在香港、新加坡参与报刊活动。

　　这些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名人一生的主要功业并不在海外中文报刊，他们在海外中文报刊活动中留下的痕迹或浓或淡，却都是光耀史册，客观上对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牺牲的先烈们

　　每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些人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懈奋斗，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让后人感到骄傲和敬仰的是，在海外华文媒体行业中也有一批这样的人。

　　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中，有29人是海外华侨。而在这29位海外华侨中，又有7位是媒体工作人员，其中林觉民是福州《建言日报》的主笔，另有6位海外华文报刊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东京《民报》经理林文，香港《中国日报》总理李文甫，新加坡《中兴日报》工作人员罗仲霍，新加坡《星洲晨报》工作人员周华新、劳培新和该报印刷工人李文楷。

　　日本铁蹄南侵之时，当地大约有100家的华文报纸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关闭，日军重新开办中文报刊进行“奴化”教育。华文媒体中的一些坚持民族气节的报人不屈服于日本人的军刀，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许多华文媒体的工作人员或在刑场上就义，或死于狱中，或死于大屠杀。

　　日军于1941年登陆马来亚槟城，大多数华文报纸不愿意充当日军的喉舌，被迫停刊。由于《光华日报》坚持抗日立场，社址被日军占领，所有文件、资料全被毁灭。报社的高级管理人员有的逃离，而报社书记陈文彬、翻译谢国仁、职员陈毛猪等人被日军逮捕后杀害，其中陈文彬被施灌水酷刑而亡。青年作家王君实受聘《星洲日报》外勤记者，新加坡沦陷时，他隐藏闹市，在被日本宪兵围捕时，不愿当俘虏，纵身跳楼，以身殉义。

　　日本占领菲律宾之后，当地华文报纸《华侨商报》主动停刊。于以同于1922年出任《华侨商报》社长，苦心经营报社20年。在民族危难时刻，他毅然停刊，拒绝为日军服务，日军强令于以同复刊，于以同坚决不从，1942年4月惨遭日军杀害。

　　在南洋华文报业人员中最知名的烈士是郁达夫，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名为郁达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38年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晨星》、《星洲晚报》文艺副刊以及《繁星》、《星光画报》文艺版的主编。1941年底，郁达夫和《南洋商报》主笔胡愈之到苏门答腊避难。日本投降之后不久，郁达夫失踪。胡愈之证实，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绑架后处死。战后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铃木正夫经过十多年的追查，才从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宪兵队一名班长的自供中确认，郁达夫确实是被日本宪兵绑架后处死的，遇难日期是1945年8月29日，具体地点是苏门答腊岛距武吉丁宜7公里处的丹绒革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让我们记住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南亚时期，为坚持抗日立场从事抗日宣传而牺牲的烈士，并向他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是为捍卫人类正义事业而献身的海外华文媒体工作者：

　　郁达夫(新加坡)、蚁光炎(泰国)、于以同(菲律宾)、颜文初(菲律宾)、黄凤翔(菲律宾)、蔡及时(菲律宾)、陈雨长(菲律宾)、黄世祖(菲律宾)、陈烈德(菲律宾)、杨孙铸(菲律宾)、何管鲍(菲律宾)、曾满麟(菲律宾)、李景埕(菲律宾)、叶国炘(菲律宾)、虞澄华(菲律宾)、纪楚维(新加坡)、郑卓群(新加坡)、彭佐良(新加坡)、林朝平(新加坡)、沈良牧(新加坡)、林道盦(新加坡)、庄朝松(新加坡)、陈重庆(新加坡)、叶时候(新加坡)、许贻瑶(新加坡)、王君实(新加坡)、陈应桢(新加坡)、陈文彬(马来西亚)、谢国仁(马来西亚)、陈毛猪(马来西亚)、谢佚(马来西亚)、江晃西(马来西亚)、方壮志(马来西亚)、谢永吉(马来西亚)、温志新(马来西亚)、杨克(马来西亚)、饶双火(马来西亚)、戴清才(马来西亚)、李莫成(印尼)、吕棠(越南)、霍健来(越南)、许诚(越南)、彭铨宗(柬埔寨)。

　　三是毕生献身给华文媒体事业的杰出新闻人

　　海外华文媒体在200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新闻人。他们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这个行业，自始至终都在坚持办报，并取得很高的成就，造就了华文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在美国从事政论写作的梁厚甫，长期居住美国，专门写对美国的社会观察分析文章，在海外华文报刊发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文章经常被国内报刊转载，拥有许多读者。比如香港的査良镛，他撰写大量时事评论文章，在港澳和海外产生很大影响。在海外每个地区都产生过一批优秀的新闻人，他们才华横溢，忠于职守，一生甘守清贫，为华文传媒事业的发展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他们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柱梁。

　　四是搭建媒体平台的办报人

　　海外华文媒体的主事者承担着筹资和管理运营的责任，他们是媒体平台的搭建者。这些办报人有的兼管编辑事务，有的则实行所有权和编辑权分离，办报人负责经营管理，编辑事务交给职业新闻人处理。在海外办报并非易事，因为读者分散，发行成本高，在大多数地方，办报并不能盈利。所以海外有人开玩笑说，“你想让谁破产，就怂恿他去办报。”200年来，总是有一批又一批热爱新闻事业的办报人前赴后继，艰苦创业，苦心经营，才有华文媒体生生不息，万紫千红的今天。他们的辛劳与付出不会被后人淡忘。

　　200年来，海外华文媒体的创办者主要是五类人(团体)：一是传教士，二是政党，三是社会团体，四是华商，五是职业新闻人。

　　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办者是两名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早期还有其他海外华文报刊都由西方传教士创办。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纪德(Samuel Kidd)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马六甲创办《天下新闻》，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在新加坡、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

　　传教士早期在海外及中国内地办报问题比较复杂。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马礼逊和米怜都是英国人，由伦敦布道会指派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办中文报刊是为了传教，《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序文中说：“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名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世万处万种人，方可比较辩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考察世俗人道， 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这就是“察世俗”刊名的由来。他们也公开声称办报宗旨“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可见他们办刊目的是为了传教。马礼逊的公开身份是传教士，但他当时在中国华南一带很活跃，他还担任当时英国最大的贩卖鸦片公司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参与鸦片贩卖活动。他的儿子约翰·马礼逊作为英国全权大臣查理·义律(Elliot Charles)的翻译，参与过查理·义律强迫向两广总督琦善签订不平等《穿鼻条约》的全部活动。总之，办报、传教、贩毒和直接参加侵华的外交活动，在他们一些人身上是四位一体，并行不悖的。他们当时在海外办报，最终目标也是瞄准中国国内的读者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西方国家撞开中国的大门，“开发这骄傲的地方，闭关的门户”。(《马礼逊小传》)

　　因此，早期在南洋、港澳地区，由西方教会办中文报刊是一个时期的风尚。据新闻史家方汉奇统计，1822年至1853年，由外籍传教士担任主编的中英文报纸有十来种。186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香港和广州、宁波、上海等地创办的报刊达32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890年又发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大增了一倍。中国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认为，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所办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某种文化侵略的性质”。

　　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如放在当时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的历史大背景下考察，他们的办报动机很清楚，教会积极配合西方扩张战略，在世界各地传播西方宗教文明，这也是他们的文化自觉。在今天看来，不必为他们当年创办中文报刊的行为进行赞颂，但他们无意间点燃了中国近现代报刊的一把星火，引起燎原之势。也正由于是近代报刊的兴起才促使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

　　传教士在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史上点燃几处星火，此后的发展却是来自另外的动力。第二批办报人在几十年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团体或政党，由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和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在海外创办的各种政论性报刊，开启了政党办刊的大幕。政党拥有许多政治资源，可以吸收许多财力支持，他们所办的报刊起点很高，将华文媒体办报质量迅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水平。早期政党在海外办报，目标读者仍锁定国内的民众。比如，当时有的海外报刊在国内设几十个办事处，从它的机构设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办报目的，但在客观效果上，这些政党在海外所办高质量的报纸，推动海外华文媒体高水平发展也是基本事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有不少报刊。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仍在香港、美洲等地都办有报刊。国民党在海外办报的历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陆续退出。国民党在香港创办的《香港时报》于1993年停印，宣告国民党在海外办报历史的终结。

　　在海外，还有一种力量在坚持办报，那就是各种华侨华人社会团体。华侨社团、华侨学校和华侨报刊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作华侨社会的“三宝”。三者关系密切，不断产生互动。目前在世界各地仍有许多由当地华侨华人社团主办的媒体。

　　但随着海外华侨经济实力的崛起，大批华商涌现，华商办报时代到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南洋，当时的两大华商陈嘉庚和胡文虎在商业经营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都把目光投向中文报业，由于他们拥有雄厚的商业基础，他们创办的报纸可以吸纳诸多优秀人才，进行规模化经营。陈嘉庚192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1929年在新加坡创办的《星洲日报》，都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刊登大量广告，进行商业化经营，并开展报业竞争，共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份报纸在抗战时期都积极主张抗战，体现南洋华商的爱国主义立场。1940年，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先到重庆，后到延安，慰劳抗日军民，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胡文虎全盛时期在南洋各地及福建厦门共创办多份“星系”报纸，如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泰国的《星暹日报》、香港的《星岛日报》、槟城的《星槟日报》等。胡文虎的“星系报纸”以“纯粹独资经营的商办报纸”为标榜，总管理处设在香港，胡文虎自任董事长。其中香港的《星岛日报》一直由其女胡仙接手到2005年才易手他人。在20世纪末，东南亚出现报业巨头张晓卿。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在20世纪80年代进军报业，先是收购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后又收购多份华文报纸，现在他的“世界华文媒体集团”共拥有马来西亚、香港、美国和印尼五大华文报纸和三十多份华文杂志，成为目前全球华文媒体中最大的媒体集团。有趣的是，陈嘉庚、胡文虎、张晓卿3位南洋华文报业巨头都是成功商人办报的又获成功的典范，他们都是来自福建的移民。

　　在海外华文媒体创办者中，自始至终都有一批对中国文化执着的文化人在办报。这些人的办报活动可以称为“书生办报”，其中也不乏成功者。在香港，査良镛所办的《明报》和林行止所办的《信报》都是书生办报成功的典范。査良镛办《明报》时，每天为报社撰写一篇社评，他的武侠小说也在报纸上连载，很多读者是为了看他的社评或武侠小说而去买《明报》。林行止每天在他的《信报》上发表的财经评论，也曾风行一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中国学子留学海外，在当地华侨社团支持下，留在当地创办华文媒体，也有许多“书生办报”成功的例子。应该说，目前在世界各地的数百种华文媒体，大部分是由一些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情怀，又善于经营的书生在支撑这一片事业。

　　四、二百年的发展历史给后人的启示

　　世界华文媒体在200年发展历程中，经历起伏跌宕，始终生生不息，在低潮中等待机遇，在挫折中寻求发展。一部世界华文传媒发展历史，留给后人哪些启示呢？

　　1、海外华文媒体有着惊人的生命力

　　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内生动力是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200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不管在哪个地方，华文媒体只要有一点土壤、一缕阳光及些少水分，它就可以发芽、生根并不停地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不管遭遇什么挫折，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华文化的这种魅力在办报人心中，也在读者心中，共同支撑华文媒体的生长与壮大。以印尼为例。1999年，印尼政府允许华人办华文报纸，在华文教育停顿几十年，华文媒体几乎绝迹35年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竟有10家华文报刊诞生，总销量在2002年竟超过5万份。

　　2、中国因素是影响华文媒体兴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经济全球化浪潮深入发展，传媒技术的变革与进步都在影响着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发展。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因素是影响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那就是“中国因素”。

　　所谓“中国因素”是指：

　　一是中国国运关乎华文媒体的兴衰。中国自身的发展、变革乃至自身在变革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与成功，对全球华文媒体的影响是巨大的。

　　进入19世纪之后，“康乾盛世”早已结束，当时国人对西方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当西方完成工业革命在谋求全球扩张计划时，中国还在沉睡。所以，被西方称为“通商战争”的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中国国门被打开了，此时西方列强已在东南亚、美洲进行大规模市场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而广大中国农村又处于破产边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在这种“拉力”与“推力”的双重作用之下，大量闽粤一带的青年农民被输送到南洋各地，甚至远至南北美洲充当各种“苦力”。在延续几十年的时间里，大约有上千万华侨下南洋。海外华侨社会的形成，是华文媒体存在的基础。

　　由于中国长时间积贫积弱，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只是被动接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被动进行变革。也正因为中国是个具有数千年农耕传统的大国，转动他庞大的身躯应对外来的挑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中国在应对英国的侵略时失败了，中国香港被占；中国在应对日本挑战时失败了，台湾被割。又因为中国的内战原因，才产生至今尚未解决的两岸统一问题。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台湾、港澳地区媒体特殊格局的形成乃至全球华文媒体的发展。

　　在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成为西方战略包围的国家，而大多数华侨华人又置身于西方世界影响的国家之中。东西方冷战期间，可以想见，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尴尬环境，有的国家因国内政局变动原因，在一夜之间关闭所有的华文报刊。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增加，华侨华人到中国投资兴业。改革开放早期，华商到中国的投资占中国吸引外来投资的70%左右。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对抗消失，世界各地对华文媒体的发展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华文媒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欢迎。华文媒体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200年来，也正是中国国力由强转弱、落后挨打、在挨打中不断觉悟、在奋斗中不断取得发展、由弱转强的曲折经历。这些因素影响着海外华文媒体的曲折成长。

　　二是每当中国进入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内地媒体与海外华文媒体总是产生强烈共振和互动。一些办报人甚至在国内与海外华文媒体之间穿梭流动从事新闻活动。

　　三是中国新闻自始至终都是海外华文媒体报道的重点。200年间，只有个别地区的华文媒体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减少对中国新闻的报道，但总体上看，中国新闻始终在华文媒体报道中占据重要位置。

　　3、服务当地读者是华文媒体的根本生存之道

　　世界华文媒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承载着某种社会需求，在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履行它的某种使命。这种使命总结起来就是：满足华侨华人的信息需求，作为中国与所在国人民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作为传播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这种作用，在未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将会逐步加大，而不是被削弱。任何一家华文媒体，只要它扎根当地华人社会，认真为读者服务，就能生存与发展。

　　五、前景光明任重道远

　　世界华文媒体走过200年的曲折发展道路之后，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因为：

　　一是华文媒体的读者数量大量增加

　　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人数在2014年已达到6000万。由于华文教育的展开，华侨华人中使用汉语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遍及全球各地的华文学校达到3万所。此外，全球大约还有3000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他们都是华文媒体潜在的读者队伍。

　　二是中国国力上升，海外读者迫切需要了解中国

　　中国在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36463亿元，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中国重返世界经济总量最大国地位只是时间问题。中国GDP刚超过日本没多少年，2014年日本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29亿美元，与2002年的27亿美元相比增加了37倍，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三位；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连续23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吸引外资规模首次接近平衡，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几无悬念。中国对外的交往与合作日益紧密。以中美两国为例，中美已是当今世界上合作面最广泛、最深入的两个大国。2014年，双边贸易额已达555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1200亿美元。往来人数迅速增长，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到613万人次，也就是说，每天有1.7万人次在两国的城市间飞来飞去，预计这一数字将以15%的速度增长。

　　今天，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德国提出的《工业4.0》，中国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推进“互联网+”行动意见都是一件事，各国正在产业变革方面展开一场世界范围内高层次的竞争。这场竞争的结果将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实力重新排名，任何一个大国都不愿意在这场竞争中败落。随着《中国制造2025》规划在2015年正式推出，中国将在未来30年之内达到世界制造业水平的第一方阵。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之中，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中国定会在许多领域成为世界技术的发源地，中国将吸引世界各国人士的目光，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影响全球华文媒体发展最大的“中国因素”。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全球华文媒体的前景感到乐观。

　　人类文明的重心曾经在中国，宋朝首都开封人口已达到100万时，伦敦人口才1.5万人。自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的重心一直在西欧。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美国的崛起，整个人类的经济增长和文明的重心都转移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又使人类文明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东亚。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东亚正成为人类文明和全球的重心。

　　而对传媒产业来说，近20年来所进行的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的变革正日益深化，各国都在变革中增强自己的传播力及影响力。当代传播理念是，读者在哪里，信息传播就出现在那里。新闻信息传播已不是媒体人的专业，世界几大技术巨头都在开拓新闻信息传播新领域。在网络媒体出现后不久，微博、微信、客户端、手机报等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真令人眼花缭乱。这些新媒体的出现，当代传播市场空前强大，每个个体所接受的信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充足。在当今信息技术变革时代，通信、媒体与商业公认是首当其冲的几大行业。媒体作为一种产业的变革是一场已经开始，却没有终点的竞争，全球华文媒体为了增强自身的传播力，也是为了自身生存正在主动适应这场变革。和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一样，只要你做好充分准备，主动迎战，那你就是胜利者。华文媒体在未来的征途中，将更加辉煌。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也将增强，中国的媒体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将是前景灿烂。从这个意义上说，走过200年曲折发展历史的世界华文媒体，从现在开始，才真正迎来大发展、大繁荣，从而发挥大作用的历史大机遇。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