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移风易俗不能靠“行政格式化”

　　李英锋

　　近日，四川省通江县官方发布的一份关于操办酒席的通知引发热议。通知规定，当地农村和城镇居民只能操办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三类。7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间隔10年可操办一次寿酒，这也意味着60岁寿宴或将在通江绝迹。（据《成都商报》8月4日报道）

　　某乡年人均收入在4800元左右，但每户村民之前每年的礼金开销都在两万以上；家里有老人去世，能办五次酒……近年来，通江县的份子钱行情水涨船高，办酒随礼之风愈演愈烈，民俗扭曲变味，不仅给民众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还给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让民众疲于应付、苦不堪言。针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当地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干预，既符合民众期待，也符合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非常必要。

　　然而，政府推动民众移风易俗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不能用红头文件、行政命令简单粗暴地介入，不能生硬地直接对民风民俗的细节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对民风民俗进行“行政格式化”。通江县用红头文件为村规民约设定条条框框，甚至设定具体的内容，要求村民按指定格式、指定内容修改村规民约，以遏制办酒随礼之风，初衷虽好，却涉嫌权力越界，涉嫌对村民自治权的过度干预。诚然，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干预，也会获得不少村民的支持，也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可避免地会剥夺一些村民的民俗自由，侵犯一些村民的民俗权利。

　　村规民约无权擅自设定处罚权，通江县要求村规民约设定严厉的罚则，于法无据。同时，针对巧立名目滥办酒席者，通江县要求除按《村规民约》处罚外，还要由纪检监察、工商、卫计、公安等部门按相关规定从严、从重、从快追究责任，则属于明显的乱伸手、乱作为——对滥办酒席的党员、村干部或公职人员，或许还能找到追责依据，而对于普通群众，上述部门凭何追责？

　　笔者以为，政府推动民众移风易俗，改掉办酒随礼愈演愈烈的陋习，还是应该靠教育引导的方法——利用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民众增强文明意识，认清陋习危害，自觉抵制陋习，远离陋习；引导民众完善村规民约，在适法基础上对办酒随礼的不良风气进行规制；引导民众建立红白理事会，统一简办婚丧嫁娶事宜；由村干部、党员、公职人员带头少办酒，简办酒，少随礼，不随礼。政府教育引导民众移风易俗应该沉住气，有耐心，应该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快刀斩乱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