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汉奸鼓吹“忘记中国” 学生迫其抱头鼠窜

牛斗、王华、程仁义、相志仁、赵庆辉、苏奇厚1938年于大夏附中。

　　为防止日军空袭

　　大量学校迁址悦来

　　1938年初，为防止日军空袭，重庆市县学校纷纷搬迁至乡下避难办学。在悦来徐家坝附近，就迁来了江北中学、大夏附中和南京青年会中学。

　　“三所学校离得如此之近，学生如此集中，这里是一个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好地方！”当时在江北中学组织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余兆楠回忆。

　　那是到新校区的第一天，余兆楠和同志们将找来的《新华日报》，直接贴在了学校布告栏上。其中关于抗战的重要消息和文章，被红墨水勾了出来。抢着看报的师生们，围了足足三四层。大家对日军暴行义愤填膺，怒吼着抗日口号，人人热血沸腾。

　　最开始，学校的抗日活动得到校方支持，进步师生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他们买来《解放》、《全民抗战》，发给大家学习，还在学校和附近的厂矿、农村、城镇举行盛大的演出。

　　“同学们用桌子、门板搭成戏台，点上煤气灯来做舞台照明，数十人在台上合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时至今日，这个画面仍深深烙刻在余兆楠的心里。

　　反动教官赤裸威胁

　　进步师生被撤职斥退

　　然而好景不长，江北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激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反动派先拿江北中学开刀，造出江北中学“赤化”舆论，并撤换了该校校长戴世桢。

　　一天，新来的童军教官吴某来向余兆楠等学生“训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但凡有不听话的人被我揪出来，轻则教育，重则直接开除！”

　　接下来，一批思想进步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被撤职和斥退。

　　在如此高压的态势下，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被大大限制，地下党的抗日活动，也变得越来越警惕和隐秘。

　　余兆楠说，那时组织上的一切事情，包括传达文件，都只能用脑子记，不能留下文本：“由于《新华日报》被禁止订阅，只能由同志从重庆城区带回，然后我们摘录刻印出来，偷偷压在教室黑板擦下，同学们都争相传阅。”

　　汉奸鼓吹“忘记中国”

　　学生迫其抱头鼠窜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反革命政策的实施，当地校方压制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力度越来越大。大夏附中初中部主任孔繁迪，就常常发表亲日言论，宣传抗日悲观论调，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障碍。

　　“当时，党支部就决定，一定要找机会搬掉孔繁迪这块绊脚石，消灭抗日悲观论。”当年大夏附中中共地下党员姚大年，在去世前曾回忆道。

　　“中国不忘，势无天理呀！”1938年下学期的一天，孔繁迪在上课时，突然大力鼓吹汉奸言论。

　　姚大年和同学们瞬间被激怒了。一下课，该校党支部就组织全校学生开会，选派代表，冲到孔繁迪的办公室里：“你今天必须把汉奸言论收回去！”

　　孔繁迪一开始还强撑着理论，但不一会就理屈词穷，抱头鼠窜，离开了办公室。

　　该校党支部并未罢休，发动群众张贴标语、画漫画揭露孔繁迪的汉奸嘴脸，孔繁迪最终被迫离校，一场“锄奸运动”取得了胜利。

　　反动当局的反扑随之到来。趁学生寒假离校之机，大夏附中校方突然劝退了牛斗、戴祖纯等18名学生，该校学生运动就此陷入低潮。但没有暴露的部分党员，也通过此次事件吸取了经验教训，变得更加成熟。

　　为保抗战难童

　　保育院连夜转移至悦来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推动下，收容抗战难童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分会和保育院，其中直属第九、第十保育院，就设在了悦来。

　　武汉沦陷后，1939年夏，大批难童从武汉经长江、嘉陵江转运到重庆。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市区实施疲劳轰炸，重庆临时保育院新接收的五百多名儿童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批儿童被迫向郊区转移。

　　1940年4月，第九保育院的院长、共产党员彭训带领师生乘着木船从水土镇姜家沱顺江而下，来到江北县悦来场，为难童们寻到了可以安全避难的地方。彭训对儿童十分关心，她自己生活俭朴，与儿童同甘共苦，深受儿童爱戴，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彭妈妈”。

　　彭训除了认真组织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外，还重视儿童文明行为的培养。许多儿童在这里接受了良好教育，后来成为栋梁之才。

　　抗战期间，悦来和江北县的热血男儿慷慨从军，共赴国难，八年期间共报名出征33019人。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抗日军人的子女进入保育院、教养院、慈幼院。

　　作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悦来的直属第九、第十保育院，为抗战将士解除了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前方抗战。

　　著名诗人余光中曾旅居悦来7年

　　《乡愁》第一章节忆往昔

　　据余兆楠回忆，悦来几所学校的青年学子虽不能搞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但仍组织学生到街道、田间充当宣传员，还利用晚上时间，在李家湾附近开办农民夜校，由学生轮流去教农民识字，同时作抗日救亡宣传。

　　这些爱国学子中，就有当代台湾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第一节写的就是余光中在悦来场的一段少年生活。

　　抗战时期，余光中从南京迁至重庆，来悦来时10岁，离开时17岁，其间就读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和父母住在镇北五公里的朱家祠堂。

　　“每天早上，母亲站在这里看我上学。我走到山坡下，母亲就看不见了；等我转过弯来，就又看见了。而走了很久，我看见母亲还在那里看我”，2005年，余老回到悦来镇时回忆，因为家离学校有10公里山路，来回一趟不容易，他常常只能通过写信和母亲交谈，于是《乡愁》中有了这样的描写。文/刘佑红 李沁穗

　　直属第九保育院首任院长彭训(二排左三)与同学合影。

　　近日，由中共渝北区委宣传部、渝北区文联、渝北区悦来街道主办，渝北区作家协会、渝北新闻社联合承办的“悦来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短短数日，主办方就收到了40多位作者的近百篇作品。

　　“这是一次集体的回忆，当尘封的历史被揭开时，人们才意识到，曾经的悦来和它的现在同样耀眼。”渝北区作家协会负责人表示，许多征文作品，都不约而同地直指悦来过往的抗战历史，充满了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域特色，一些抗战遗址和英烈事迹，也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抗日的硝烟中，悦来是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阵地。民族热血在这里沸腾，全民抗战的决心在这里凝聚。爱国青年与汉奸的激烈抗争，爱心人士在日寇空袭威胁下集中保护五百多名儿童……这些事迹和历史，永远烙印在悦来的山水里，以及一代代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