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最早听说“对日持久战”理论(图)

1936年，斯诺(右)在陕北采访途中 图/新华社

　　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志豪 范博韬)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汉口的新华日报馆在两个月后出版了单行本。而最早听说这一重要理论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地记者，真实记录了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历史。

　　此外，史沫特莱、爱波斯坦等外国记者也参与报道抗战，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历 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长谈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在延安，他和毛泽东做了深入的长谈。毛泽东对斯诺说，中日早晚要打一仗并且将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介绍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

　　1939年，斯诺又一次来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并详细调查了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等各方面情况，向全世界作了报道。1941年，他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

　　斯诺先后在中国工作了整整13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事情。他曾多次冒着极大的风险，营救我党领导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学生，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其主要著作有《远东前线》、《为亚洲而战》、《中国在抵抗》等。

　　对话 他让全世界看到日军暴行

　　斯诺先生已经去世43年了，以他命名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仍在传承他的精神。近日，《法制晚报》记者采访了该基金会的会长罗伯特·盖默尔先生，和副会长约翰·菲利普斯先生。他们详细讲述了斯诺在中国的非凡经历。

　　法晚：斯诺见毛泽东谈了什么？

　　盖默尔：他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1936年7月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保安县进行的，主要进行了有关抗战形势的谈话。而斯诺先生在陕西保安县大约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后，他和红军其他成员一起回到北京并把毛泽东和中国军队的故事带到了美国及英国等地区。

　　法晚：斯诺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盖默尔：斯诺不止一次强调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对毛泽东非常敬佩。他认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他说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法晚：斯诺对日军暴行有何感受？

　　盖默尔：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报道中国人民抗战过程中，斯诺确实目睹了很多日军对中国老百姓进行的奸杀淫掠。最让他痛心的画面，是日军大规模屠杀平民、强奸妇女后并不罢休，还杀死了年幼的孩子。

　　菲利普斯：斯诺先生看到日军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摧残后感到非常愤怒，他曾在报道中多次描述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斯诺先生是一位记者，他将这些场面通过文字、照片传递给全世界的人，让所有人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法晚：斯诺对抗战作出哪些贡献？

　　盖默尔：斯诺是一位美国记者，他也是第一个采访中国苏区的西方记者，他把有关中国的一切信息带到了美国及欧洲。当时，他从前方带来的消息都发布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他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不考虑个人安危，奋斗在战争第一线，为中国抗战、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菲利普斯：就一位记者来说，他放弃平静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报道中国抗战，这就是一种伟大的奉献。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报道，就如同把读者带到了中国的战场，感受战争的残酷，激起世人对于和平的渴望。

　　法晚：斯诺是怎样一个人？

　　盖默尔：他正直、独立，一般记者可能在战争时会在报社或者旅店等待前方传来的消息，但斯诺却不顾个人安危，成为一名前线记者。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出了公正报道。我认为他是一位需要被永远记住的新闻记者。

　　同行 史沫特莱报道皖南事变

　　除了斯诺，还有很多外国记者深入中国抗战一线采访报道，有两人曾多次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访。一位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位是波兰犹太裔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他们都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爱波斯坦在建国后还加入中国国籍，并成为中共党员。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1928年到达中国，抗战爆发后专门赴八路军总部进行采访。她携带的打字机、照相机等设备非常沉重，便骑马去根据地采访。1937年8月，她从马背上摔下受伤，不得已在10月才重新上路，并成为八路军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

　　此后她还转战武汉前线、云岭新四军总部进行采访，并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在采访中，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5月回到美国后，她继续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完成了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37年，史沫特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出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周恩来等人认为史沫特莱留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因此婉拒了她的申请。

　　爱波斯坦掩护邓颖超转移

　　爱波斯坦1915年出生，1931年中学毕业后成为《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1933年与斯诺相识后，成为了斯诺主办的《民主》杂志的撰稿人，并受斯诺的委托，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据史料记载，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正在北京治疗肺结核的邓颖超在斯诺的掩护下，躲过日军的追捕到达天津，被托付给爱波斯坦。在他的帮助下，邓颖超住进了犹太人常住的饭店，后来经水路离开天津。

　　随后，爱波斯坦亲赴台儿庄战役前线采访，又在1944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进入陕北采访。1938年，爱波斯坦协助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并负责编辑同盟出版物《新闻通讯》。然而，3年后香港沦陷，未来得及撤退的爱波斯坦被日军俘虏。但第二年他便成功越狱。

　　新中国建立后，爱波斯坦曾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并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在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