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侄儿周尔均：四十年后，我们纪念伯伯什么？ (2)
参与互动 周家家规之一：“不要学八旗子弟”
在周家的众多家规中，周恩来特别强调的一条是：“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好影响。我们周家过去是个封建大家庭，你们下一代，要自觉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学八旗子弟。”
周总理和邓颖超希望周家后代做最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化，更不允许炫耀与国家总理的关系。因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亲属中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回原籍。
说到八旗子弟，不仅周总理经常对亲属说，周尔均也常从一些好友、老同志和烈士的子女那里听说。周总理为什么这样重视、多次引用这个历史典故呢？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向周尔均、邓在军夫妇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线索。在中南海紫光阁一旁的院子里，至今保存有一块乾隆皇帝为昭示八旗子弟树立的“御碑”。李海文判断，总理在开会休息时，一定会在院子里散步，一定会在碑前沉思。李海文的提示，引起了周尔均、邓在军夫妇的极大兴趣。
在拍摄《百年恩来》电视片时，周尔均特意来到紫光阁，在现场抄录下了碑文。御碑上刻有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的“上谕”，首先引述了清开国皇帝的遗训：“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国语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要求后代不要忘本，不要贪图享乐。接着乾隆帝郑重“昭示后代臣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冀亿万世共享无疆之庥(庇护、神佑)焉”。
乾隆皇帝一心盼万世子孙能享受“无疆之庥”。但是，周尔均特意查证过，从乾隆盛世立碑之日算起，只不过用了115年，清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伯伯一生忧国忧民，熟谙中外历史，又目睹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因此，他以八旗子弟的命运警醒后代，实在是怀有痛切之感的深谋远虑。”
周恩来、邓颖超对亲属既严格又爱护。1953年12月31日，周尔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伯、七妈得知后，邓颖超伯母即刻亲笔回信，给予亲切鼓励和殷切期望。邓颖超用“至为兴奋”形容她和周总理得知尔均侄儿入党时的心情，关爱之情跃然纸上。
信中并要求他：“必须加强党性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为了实践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努力，不要辜负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必须不骄不馁，在思想上、行动上不断地加以实践。”
遵守家规，周尔均和邓在军从不在人前说自己是周总理的亲属。多年后，邓在军的同事好友赵忠祥在参加周尔均的生日时说：“在军大姐，直到你退休，我都不知道你是周总理的亲属。”
“文革”中，周总理有时会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邓在军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有一回，军宣队的头头问邓在军：“邓导，总理特别关心你呀，问你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你怎么认识总理的？”邓在军就装糊涂：“我原来在文工团跳舞时认识的。”
在所有亲属的工作安排方面，总理都极为严格，一律要求下基层，唯有周尔均是个例外。周尔均被留在解放军总部机关工作并提为副师职干部时，总理没有干预。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总理一次去总后谈工作，顺便了解周尔均的情况。当时周尔均已经是总后杂志社的副社长。听了总后领导汇报后，周总理说：“我知道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你们对他工作的安排我没有意见，但有机会还是让他多下基层锻炼。今天我说的你们不必告诉他。”
过后很久，周尔均才从当时在场的总后政治委员张池明、第一副部长张令彬那里得知这件事。周总理去世后，卫士长张树迎也向周尔均讲起此事，他当时也在场。张树迎说：“听总理对你职务安排这样表态，我还是第一次。”戎马一生的周尔均，今年已84岁，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他首批被授予少将军衔，受命参与组建我国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先后担任国防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同为正军职)共7年，并为国防大学党委常委，直至离休。他牢记七伯、七妈在他入党时提出的要求，时时按照“三条标准”严格对照和要求自己。
电视转播了《东方红》，之后才懂总理的良苦用心
1964年，中央电视台要电视转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个任务落在了当年只有26岁的邓在军身上。尽管在文艺组导演里年龄最小，但她已经多次担任各种晚会、重大政治活动和节目的实况转播，积累了大量经验。
那时的导演工作完全靠笨拙的“手工劳动”。她每天骑着自行车一趟趟跑到人民大会堂看彩排。为了做好导演准备工作，《东方红》的排练邓在军看了不下二十次。那时没有变焦镜头，全是死镜头，每个画面、每个场景，都画成小人儿来表示，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总理对《东方红》非常关心，全体演职人员亲切地赞誉他是《东方红》的“总导演”。邓在军在看彩排时就看到过伯伯六七次，当然，邓在军并没有与伯伯打招呼。日夜操劳、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为什么抽出这么多时间来关心演出呢？当时年轻的邓在军不会想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事情就比较清楚了。“这是出于他忧国忧民的深层次的考虑。”邓在军说。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内心活动比较了解，他发现主席对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这个领域脱离了革命轨道，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了舞台。1963年和1964年，毛泽东两次批示：我国的文艺战线“已经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艺领域潜伏着极大的危机。
总理十分担心文艺界的处境。如今我们可以得出判断，他出于苦心焦虑和前瞻之见，意图通过组织《东方红》的演出，正面颂扬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颂扬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此影响和改变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不良印象。遗憾的是，尽管如此，文艺界也只是短暂地推迟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邓在军最怕节目修改，他们一改，邓在军的导演台本就得推倒重来。一天又看彩排，邓在军发现自己记录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将近一场的戏怎么没了？直到后来，她在拍摄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时，采访到周巍峙、乔羽等当时的亲身参与者，才了解到总理的良苦用心。
当初在研究《东方红》的总体构思时，对如何表现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总理主张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罗瑞卿总参谋长则一再坚持，认为应该重点对建军起点的南昌起义做正面表现。陈毅老总也在一旁附和说：“是啊，总理，南昌起义还有我一个嘛！”最后总理非常严肃地说：“罗瑞卿同志，如果你非要表现八一起义不可，那只有一个表现办法：就是批判我周恩来嘛！这样表现就可以，正确路线是毛主席嘛！”总理说到这个程度，陈老总和罗瑞卿便不好再坚持了。
最后，《东方红》的舞台上，“秋收起义”有专门的一场设计，而“八一起义”则完全淡化，只留下这样一句暗场中的台词：“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周总理在西花厅同周尔均夫妇谈话时，卫士兴冲冲地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周总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
周尔均知道伯伯早年很喜欢旧体诗词，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18岁时写下的《相逢萍水亦前缘》和19岁时所作《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难得的诗词精品。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我不看，拿去烧掉”的回答，同他在审看《东方红》时力排众议突出秋收起义、淡化南昌起义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同样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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