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村官腐败调查：村官职务犯罪七成栽在拆迁上

　　南京村官腐败调查

　　村官职务犯罪七成栽在了拆迁上

　　今年上半年，南京市检察院对全市“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在2009—2012年查办的44件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逾七成涉及征地拆迁领域，而结成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成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

　　村官腐败现象为何愈演愈烈？为何都栽在了拆迁中？

　　内因：面对请托选择背弃规定

　　案例：浦口区某村委会主任张某利用担任某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便利，帮助同村的五名村民取得老的农村建房存根，又将这些无效文件作为产权证明提交给拆迁补偿小组，导致国家多付拆迁补偿款100多万元。

　　分析：当失地农民凭着趋利本能，希望从征地拆迁争取更多补偿，从事拆迁并熟识的村官便成为请托的“首选”。面对“乡里乡亲”的殷切相托，一些村官在拆迁工作中往往背弃规定而选择感情。

　　家长做派严重，内部勾结一拍即合

　　案例：大里社区党总支部书记魏某被查处时56岁，其认为在基层工作多年劳苦功高便产生补偿心理，并将社区副书记李某等人拉下水，大肆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李某也自认为没盖违建房，在拆迁中起了表率，向魏某提出要社区补偿8万元，魏某顺水推舟，同意其虚报冒领8万元。

　　直到案发，这几人对自己犯罪行为都没有清醒认识，当检察人员讯问李某“2011年检察机关已在同一街道立案查处多人，为何还敢贪污”时，李某居然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他们是受贿，性质不一样。”

　　分析：村官之间相互影响，导致窝串案高发。六合区金磁村、江宁区大里社区的腐败窝案中，两个村(社区)的主要村级组织成员均因涉及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立案查处，几乎“全军覆没”。

　　外因：政务缺乏透明度，管理不够民主

　　案例：栖霞区某村委会副主任兼会计黄某，对已拆迁评估的标的物通过伪造买卖协议和凭证等方式重复评估骗取拆迁补偿款，评估人员竟仅看书面材料不看现场、或虽看现场仅遥指一望，使得黄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屡屡得手。

　　分析：一些村的村务公开仅体现在村务和财务公开栏上。且这些走形式的公开栏要么内容常年不换，要么公开内容含糊单一，或者公开不重要信息甚至虚假信息，群众根本无从了解村务真实情况。

　　监督缺失，与他人“交叉感染”

　　案例：栖霞区某村委会副主任兼会计黄某，分别与同为拆迁小组成员的街道干部吴某和朱某共谋，利用参与拆迁的职务之便，冒用亲属名义，多次通过虚构被拆迁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款凭证，骗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10多万元。同月，栖霞区某社区工作人员姜某与黄某贪污案中的街道干部朱某、司机潘某利用参与拆迁的职务之便，采取同样手法骗取巨额拆迁补偿款，其中姜某犯罪数额高达14万余元。

　　分析：在拆迁过程中，“村官”和街道工作人员或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等因拆迁被政府抽调组成拆迁临时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于缺乏监管，有时反而会滋生群体腐败。

　　针对村官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南京市检察院已将村民职务犯罪的预防作为全市预防工作的重点，初步形成村官立体化预防网络体系。建立在党委领导下，以派驻检察室为平台，由农委、农林、财政、交通等部门参与，镇街干部为预防工作联络员的预防“村官”职务犯罪工作联系网络。

　　目前，高淳的“村官”预防网络已在全区八个乡镇搭起，每个乡镇均有一个预防“村官”职务犯罪代表村，农村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正有序开展。(通讯员 市检 南航实习生 喻晨曦 记者 陈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