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泡面”婚姻：相亲数百次 闪婚半年闪离(2)

　　缩小的婚嫁圈

　　陈欣的经历，在李德看来，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将眼光投向这个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兴趣的，也是陈欣、与新闻里那个女孩都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乡找伴侣？

　　李德还记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弟弟与一个安徽女孩结婚的事，两家相距300多公里，类似的状况当年全村还有好几个。

　　但近几年，村里春节回家探亲时的“闪婚潮”开始了。每逢春节的十多天，附近村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来年办婚礼时间，一直热热闹闹。

　　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按理说，社会发展了，外出多了，流动也方便，现代青年农民工本应视野更广、交友圈更大，无形中自由恋爱、异地婚姻的状况应更多。

　　但真在实地做田野调查后，李德发现，结果完全迥异。

　　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距离一贯很近。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北方农村嫁娶地域做调查，发现近半数户主婚前与其配偶两家相距里数在3里—10里之内，绝大多数户主通婚距离在1里—20里之内。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工的婚嫁圈开始发生变化。一份对河南农村5个不同地方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农村居民嫁娶位置以 “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为主，这三种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项目的数据下降到82.89%，而“异省异县”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现了“异国”婚姻。

　　在李德定点调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个异省结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学毕业后便去北京打工，认识了来自山西绛县的小孟，两人最终在1998年举行了婚礼，并在L村相邻的县城郊区买了宅基地，盖房生子。

　　但在近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更不一样”。

　　李德曾对335名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与当面访谈。“坐在他们对面，常常觉得矛盾、出离。他们会说爱情、说自由、说责任，但从调查问卷结果看，他们的性观念更开放，对异地婚恋的期待反而越来越少。”

　　惯常的原因，“他们在城市里的自由恋爱，往往会遭到来自双方父母的反对。”即使父母不反对，对日后去哪里落脚的想法，也和之前的农民工们不一样了。加上，女方父母多会提出至少在当地县城买房的要求……久而久之，在城市恋爱、回老家结婚，成了越来越多青年农民工的现实选择。

　　“与人们的设想恰恰相反，当下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婚嫁距离，在缩小，内圈化了。”

　　在L村访谈时，除了客观交通条件限制，李德得到了村民给出的3条现实理由：两家距离近，方便相互帮助、照应，特别是农忙季节、盖房子等大事；住得近，可以多走动，拥有一份亲切感，也可增强感情；女方嫁得近，还可以在生气时，很快得到家人的帮助，不受欺负。

　　而在城市工厂里的调研，女工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觉得与同一个地方的人结婚会有共同经历和语言；嫁人嫁得不远，父母可以放心；同村人结婚可以更了解对方。

　　不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城市，几乎没有人赞同异县异省婚姻。

　　李德分析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一是80后因计划生育的施行，农村家庭子女开始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度增大；二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体系、水平的缺陷，使养儿防老、养女防老的观念依然浓重。

　　一条条“不得不”的原因，加之外出打工少回家的现实，让媒人、相亲、闪婚“不得不”又热了起来。

　　只是，这样真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