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6名村官贪污挪用1200万元 小权力缘何大腐败？(图)

　　东山头6名村官贪污挪用1200万元——

　　小权力缘何大腐败

　　核心提示：在人们的观念中，腐败的严重程度往往和权力大小成正比。但近年来，一些村干部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其腐败的严重程度并不亚于位高权重者。去年11月，台州椒江区开展农村涉纪信访“百日会战”专项行动，立案查处农村违法违纪人员72人、涉案金额达3500余万元，其中发现的问题，对农村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1200万元！当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东山头村的村民们，从法院获悉村里一些干部这些年来所“动”的村账总数目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历数东山头村涉案的6名村干部，一个是村党总支书记，一个是村委会主任，还有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委员……这些原本应该带领村民谋发展、奔小康的领头雁，却不断蚕食、挪用村集体各种资金达1200余万元，刷新了当地村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纪录，在市井乡野引起不小震动。

　　惊人：村官敛财上千万

　　几个小小的村官，何以能蚕食、挪用千万元资金？很多人对此深为不解。不过，只要看看他们一路沦落的过程，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东山头村在当地一度是个明星村。因为靠近市区，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该村发展工业、服务零售业，早在2011年，全村就实现经济总收入2.5亿元，村集体可分配收入250万元。

　　今年52岁的周大兴，在2014年案发时已在村里当了20多年村党总支书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浙江四星化妆品实业公司老总，这家公司曾在台州当地赫赫有名，但据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亏损”。

　　一方面是被外界传闻已经出现经营问题的公司，一方面是蒸蒸日上的村集体经济，虽然有村民对此“不放心”，但是周大兴仍然牢牢端坐在这个位置上，并逐渐把几个村班子成员串到一条利益链上，而这也为后来村集体班子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据知情人透露，除周大兴开有公司外，村里其他干部也在做生意，如2008年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徐道明，就经营一家石子场。

　　一边是做生意资金紧张，另一边却有大笔集体资金触手可及，问题由此而来。虽然根据村里财务规定，该村2000元以上至1万元的用款凭证，需由村委会主任和村支部书记签字审批，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由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重大事项须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这在一个已经相互勾结的“集体班子”眼里，要绕开实在太简单了。

　　2010年3月，周大兴等人，直接以徐道明的名义，以编造的环保工程款为由，先后挪用两笔村集体资金，合计60万元。半年后，他们再次编造暂领农村自建小区建设经费的理由，挪走了大笔资金……3年间，他们冒领村集体资金25笔，总计863万元，直至村民上访，才陆续归还。

　　据这起窝案的另一关键人物——被另案处理的东山头村会计，同时也是村办企业东山头实业总公司出纳兼会计的周国兴交待，他利用保管公司资金及记账的职务之便，先后将该公司向银行贷款及向村民收取的建房户代办费、地级差价款等资金，共计441万多元占为己有。虽然他坚称这些钱已全部挥霍，但对于这笔资金的真实去向，不少村民、甚至办案人员都向记者表露过怀疑。

　　追踪：公款如何装兜里

　　虽然无法查证这起窝案的具体细节，但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伙抱团的村官已得到法律的严惩。

　　谈起这桩案件的办理过程，椒江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村官“拿钱”的随意性让他印象深刻。他不无感慨地表示，个别村干部把“管理权”混同“所有权”，把集体资产当作个人财产，把村办实体当成个人公司，在管理上搞“家长制”，从而导致了一连串的腐化堕落。

　　“把村里的当成家里的，再把村里的变成家里的。”这显然不是仅对东山头村这一起案件的描述，也已成为一些农村腐败案件的真实写照。

　　明明是村里的钱，这些村干部又是怎么把它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呢？有观点指出，村官任职时间过长，某种程度上为村官家长制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有纪检工作人员表示，从实际情况看，选择村支书的范围很有限，同时选出来的村支书一般工作时间较长。据了解，目前各地任职时间超过20年的村支书众多。

　　周大兴任村支书的20多年中，早期村两委班子，在集体资产的管理决策中缺少监督力度，这让做了多年村主职干部的周大兴，成了群众眼里的“土皇帝”。而他逐步利用宗族势力，大权独揽，“一手栽培”村两委班子，形成盘根错节的“腐败利益共同体”，把村里的钱当成了自家财产。

　　建设“共同体”的途径之一是利益均分。今年3月，天台县人民法院曾对一起农村抱团腐败案件作出判决，小小一个隔水江村，有9名村干部因职务侵占罪，被全部拿下。

　　据涉事的村主职干部江正岭交待，有一次企业支付该村道路沟渠补偿款6万元，他没有把该笔款项入村账，而是打电话给当时的村两委成员，大家一起到饭店吃喝。饭桌上，江正岭直接说：“分钱这个事情不要讲出去，大家有福同享！”吃饱喝足后，这6万元补偿款也以“工作经费”的名义，落入了9人的腰包，每人分得6000多元。

　　或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或是抱着“不同流则可能逆向淘汰”的心理，这些各怀鬼胎的村干部，把贪腐当成“自己人”的标准。正是这样的贪腐形式，让一案多人成为村官腐败案的鲜明特征，往往一发案都是窝案。

　　“不久前农村涉纪信访‘百日会战’行动通报的9起农村党员干部违纪案件，其中有4起是村干部抱团腐败案件。”椒江区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村(居)委会常常是监管的末梢，虽然也有相应的制度，但是一旦发生村干部扭成一团，在违法乱纪的过程中相互纵容、包庇，监管必然会出现盲点。”

　　“小权力离开了监管，自然就会像‘胖大海’一样膨胀，这是村官敢犯案、频犯案、犯大案的根源。”一份村官腐败调查报告指出，普通村民只顾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基本不过问村里的事，监督意识也不强，即使有“挑事”的“刺头村民”，也多被村干部以一些小恩小惠收抚。

　　反思：监管关键落实处

　　面对“抱团腐败”，必须引起深切反思和深刻追问：集体腐败何以畅通无阻？相互制衡的权力分工缘何演化成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是什么让内部监督失效、外部监督难以介入？

　　“权力过于集中，群众知情权没能得到充分保障；财务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力……这些都是存在的问题。”椒江区纪委负责人表示。

　　从椒江通报的一系列农村腐败案件来看，问题首先出在监管缺位。有专家指出，农村现在普遍实行“村账镇管”制度，其目的是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但是在执行上，乡镇农经部门未能很好履行职责，对村级大额支出没有严格审核把关，仅仅是为村里“记死账”，违背了制度的初衷。目前乡镇农经部门人手紧张，对村账的审查仅局限于3年一次轮审，对个别村组甚至几年不去审查账目。

　　财务公开和民主理财，也成了一道虚设的关卡。财务公开完全照搬会计账表的方式，对于公开的内容，即使是专业财会人员也不一定完全看得懂。群众不完全明白或完全不明白村里财务收支情况，影响了村民对村务、财务的及时有效监督，致使村集体财务公开形式化。

　　另外，村级收支审查制度也随之沦陷。按制度要求，每笔财务收支都必须由村民理财小组成员对票据进行逐一审查，在确认属实的情况下，签字盖章方可入账。但据调查，在实际操作中，村民理财小组成员对重大的收支票据往往不提反对意见，其他人员无法监督也不敢去监督，使资金管理上的重大风险根本无法防范。

　　“农村腐败案件尽管涉案人员级别不高，有些案值也不大，但都是老百姓直接可感受到的身边腐败，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也会引发干群关系紧张。抱团腐败对群众利益造成更大损害，给基层社会稳定带来更多风险。”椒江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认为，要有效防止和减少农村腐败案件，必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遏制和减少农村职务犯罪的发生。

　　“比如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制和廉政教育，引导、监督好村委会选举工作，选好‘当家人’等等。”有关人士指出，当下出现的农村干部腐败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审批、公示等制度不健全，执行不严格。结果，不仅纵容了违法乱纪的人，也破坏了制度，损害了公平公正。必须在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制度执行力，认真落实乡镇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以从严查处和问责的震慑，确保制度执行和落实。

　　专家观点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陈宏彩：椒江区“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揭露的不仅仅是“苍蝇式腐败”案件，也暴露出制度建设中存在的不少漏洞，值得深刻反思。从目前情况看，必须强化乡镇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乡镇纪委的监督责任，全面审视和完善村账乡(镇)管、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等制度，充实乡镇纪委的力量，始终形成威慑效应和高压态势。同时，要充分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

　　本报记者 吕玥 通讯员 王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