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三治寻求社会治理新药方

　　中新网杭州7月29日电 (严格 倪晨琪 吴雨辰)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晓东以往走在大街上，很多旅馆老板见了他都赶紧拉卷闸门。那时，遍地是无证经营的家庭“黑旅馆”，安全卫生、恶性竞争、恶意宰客，投诉不断，孙晓东不得不经常带队“打黑”，忙得焦头烂额还是顾此失彼。

　　桐乡星火村因为利益纠纷拆迁16年却没有进展。

　　过去医院不能死人，否则就有“医闹”。

　　针对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种种难题，浙江桐乡率先推出“德治为基、法治为要、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法治定分止争、德治促人向善、自治激发活力，从而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我们希望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种种疑难杂症的新药方。”中共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说，“三治”建设的出发点是增强基层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落脚点在于想尽一切办法维护好、保障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乌镇的黑旅馆

　　浙江乌镇民宿老板谢雨阳觉得过去做生意像“黑店”似的，微博微信也不敢宣传。但两年前加入当地“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事情有了转机，自从浙江省桐乡市开展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工作后，孙晓东他们转变思路，试行让100多家旅馆老板们依法组织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自己管自己。

　　家庭旅馆一旦打出“乌镇人家”招牌，就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旅游区管委会与当地消防、卫生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标准。此外，协会对会员旅馆收取保证金和一定的管理费，没有规范经营的旅馆将受到处罚，屡教不改的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有一家旅馆宰客，其他业主都会谴责，因为这是砸大家的饭碗。”民宿老板宋文彪说。

　　随着管理的日渐到位，“乌镇人家”名气越来越大，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晓东透露，现在一般民宿年收入都达到30万以上。

　　高桥的三个团

　　桐乡“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最先的试点是高桥镇。

　　2013年，作为试点的高桥镇率先开始探索。推出了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

　　政府首先就把头疼已久的拆迁问题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

　　百姓参政团的固定团员是村中有威望的十几位村民，值得关注的是，还添加了利益相关者组成非固定的成员，让人们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桐乡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桐斜线，在高桥镇路段却因沿路的几幢房子久未迁走而显得窄小拥堵。多年来，高桥镇党委、政府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征迁时，却因这几户人家提出条件这远超出现有的征迁政策，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政府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这项工程，坚持过高要求的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大家说服同意拆迁。

　　随后，百姓参政团又讨论解决了拆违章猪舍、治理榨菜污水等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种民众参与整治决策的常态机制。

　　百姓参政团让政府决策集聚民众智慧，而道德评判团则直接把一些法律法规难以管好的不良现象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道德评判团的成员徐元明说，以前越丰村的村民都爱在房前屋后种点菜，搭个棚子堆放杂物，搬进新区房子后仍难改这一陋习。道德评判团的成员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村民，他们出马的说服力比村委会还要好。

　　“车子抛锚了，若是之前来回折腾好几次，但现在按照便利卡上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很多事情就很快解决了。”近日，高桥迎丰村村民张汉章乐呵地告诉记者。

　　张汉章所说的便利卡，是高桥镇发给每家每户的“百事服务联系网”卡，上面印有治安安全、法律咨询、水电安装、电脑维修、婚庆礼仪摄影、殡葬用车等近30种服务项目的电话号码。

　　而提供服务的，大多数是当地村民，他们组成的百事服务团为村民提供了各种服务。

　　星火村的自拆迁

　　据当地媒体报道，桐乡崇福镇星火村是远近皆知的拆迁难点村，动议16年没有实际进展。

　　“能不能村里自己成立房产开发公司，自己开发项目？”村党总支书记沈迎新说，村民自己管理拆迁项目，村民不仅可以分到房，还能从项目收益中分红，成为股东。

　　崇福镇以星火村为试点，运用“三治”法宝，尤其注重“自治”，积极探索项目开发新模式，通过“自治”走出了一条别样的拆迁之路。村党总支书记沈迎新用“自主决策定民调、自主开发集民智、自主监督借民力”的“三个自主”来总结这次拆迁创新。

　　要农民放弃土地、住上高楼可不是件容易事，开始村民对公寓房安置有不小的抵触。为了让村民对公寓房安置有直观的了解，村委会组织户主到江苏昆山千灯镇进行参观考察。在这种“自主决策”的过程中，88户农户中有85户自愿选择了公寓安置模式，就连多年来因建房无法落实而上访的村民李某也停访息诉。

　　从项目的最初构思到征迁工作启动，星火村十分注重“集民智”。涉及村里开发建设方面的问题，不论大小、不分难易，均由村民通过集体讨论、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处理。例如在安置套型面积、户型结构等问题上，村委会还专门组织人员一户一户征求全体村民意见。

　　对于“钉子户”的处理，星火村采取了“自主监督借民力”的方式，即通过“好坏大家判”的方式，用群众力量来做通“钉子户”工作。对征迁过程中确有困难的家庭，村里还通过“百事服务团”，帮助其解决租房、搬家、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难题。先前不同意拆迁的“钉子户”老姚，他的很多亲戚都是同村同组，通过与亲戚的“交心”，老姚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执念”，在征迁协议上签了字。

　　如今，星火村一期开发的“德城·星东铭苑”已经动土，预计村民2年后就能住上崭新的公寓房。

　　沈迎新告诉记者，桐乡“三治”模式在星火村拆迁和土地流转中得到了最大体现。“现在土地流转也是农民民主化竞争，决定权从政府到村民自己决定，村民心态好了，矛盾越来越少。”

　　“我们一直在摸索基层治理的‘金钥匙’,实践证明，不管是运用‘三治’来治水，还是‘三改一拆’,成效都很明显。”桐乡市相关领导说。

　　三治三脚架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桐乡市对于‘三治合一’这一基层社会治理重大命题的探索，显示出巨大潜力，给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全新价值和深刻启示。”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如此表示。

　　浙江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此前在桐乡调研时指出，法治、德治、自治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脚架”。要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年”活动为载体，加快形成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从封闭向开放转变，治理手段从粗放向精细转变，治理机制从分割向统筹转变，治理重点从维稳向维权转变，参与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治理系统从“直线型”向立体化转变等“六个转变”，打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基层“和美家园”。

　　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表示，接下来桐乡要让公检法司更充分地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来，将有针对性地培育一些社会组织，使社会组织能够形成并尽快提升其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形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