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教学反思 学生在标准答案中丧失创新思维(5)

　　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王雄对于历史教学的思考并没有止步于此。

　　2005年，已经成为扬州市历史学科带头人的王雄作为志愿者参与了一场与公民教育有关的公开课。

　　“你参加过投票吗？”

　　“你参与过表决吗？”

　　“你参加过讨论吗？”

　　“你认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会有区别么？”

　　“如果有学生被禁止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合适么？”

　　当时，王雄在公开课上这样发问。随后，他又问学生们：“你们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吗？”

　　和王雄共同投身到公民教育活动中的同行，还有好几位都在江浙一带教历史。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利用假期结伴去北大听讲座，从头学习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内容。

　　“突然觉得课本上的很多东西自己都不懂了，什么叫法治，和法制有什么区别？什么叫民主，民主的局限性是什么？什么是私有财产，该不该保护？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都是一笔糊涂账。”47岁的王雄指了指自己微秃的头顶，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通宵学习，而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掉头发。

　　王雄曾看过一本介绍英国历史教学的书。早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学历史干什么”的问题，而在争论中，“教材应该写进什么内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当时的感觉是，咦？发达国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王雄回忆道。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盟军曾经在整肃德日法西斯主义、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过程中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干预。其中，德国曾为了停止使用纳粹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而暂停历史课教学。在日本，全国的教师和学生则用墨水和剪刀删除战时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宣传内容，在史上被称为“墨涂”。

　　这场世界性的历史教材反思潮中，一种观点在讨论中成为主流——让学生学会反思和批判性地评价国家政策，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这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历史教科书如何写，实际上是以对更为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为依归，那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2005年，江苏省的中学历史课堂迎来了新课程教改。王雄记得，新课程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明确提到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这种变化也出现在了王雄的课堂上。新课程教改开始后不久，王雄就要在一堂课上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选择让学生看这样一幅战场画面：远远近近的妇女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辨认自己的儿子或丈夫，一位老妇人站在一具士兵的尸体旁，弯着腰，举起双手。

　　其实，王雄本来的用意是想让学生们摆脱单一思维的战争史观，看到战争背后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但讲课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扭过头去擦了擦眼泪。

　　后来，语文老师告诉王雄，一位坐在前排的女生把这一幕写进了自己的作文里。

　　“这些学生，很理解你。”语文老师对他说。

　　随着新课程教改启动，思想史作为专题教材出现，其中有一章讲的是古希腊哲学。

　　王雄清楚地记得，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包括讲授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让他想起，在过去的革命史中，人物往往是为“国家大事”而存在的，这样的历史观蕴藏着特殊的价值目标：只有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普通人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有价值的。

　　王雄试图在课堂教学里摆脱这种英雄史观的束缚。

　　在人物选修课中讲到邓小平的时候，他给学生们展示了几张不同的照片。其中包括法国留学时的邓小平、刘邓大军里的邓小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以及南巡讲话时的邓小平，而学生们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却不是这些，而是一张邓小平晚年的照片，他戴着眼镜坐在沙发上，孙子顽皮地趴在他身上。

　　“过去讲伟人都是仰视的史观，而公民教育并不需要这些。”王雄说。